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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应对公安执法舆情的要求与对策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21-02-04

  摘    要: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媒体传播方式的不断涌现,作为涉警舆情主要表现形式的公安执法舆情,也被赋予了小事件引发大舆情、突发舆情常态化、微视频成为传播重要方式的新特点。新特点提出新要求,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引导、从个案处置到普法教育成为公安机关舆情应对下一步的重点方向。提出公安机关进一步增强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完善协调配合的联动机制,提高舆情处置队伍的专业化与全员化等应对策略。

  关键词: 新媒体; 微视频; 公安; 执法舆情;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continuous emergence of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modes, public opinion on law enforcement, as the main form of public opinion involving the police, has also been endowed with new characteristics that small incidents trigger big public opinion, emergency public opinion is normalized, and micro-video becomes an important mode of communication.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therefore the public security organs should cope public opinion with active guidance instead of passive response only, and legal education instead of case treatment only in their future work. Accordingly, the public security organs shoul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people-oriented concept of the rule of law, improve the linkage mechanism of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and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ism and full membership of the crisis management team on law enforcement public opinion.

  Keyword: new media; micro-video; police; law enforcement public opinion;

  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导致信息传播更具交互性、即时性、海量化与碎片化。在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有“摄像机”的新媒体环境下,公安机关面临空前开放、高度透明、全时空监督的舆论环境。当前,涉警舆情主要通过论坛、微博、微信、知乎、手机APP等平台传播,并正在发展出移动短视频自媒体、网络直播平台等新媒体涉警舆情的主要传播形式[1]。而公安执法舆情是指与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执法活动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舆情事件,在当下已经成为涉警舆情的主要表现形式。
 

新媒体时代应对公安执法舆情的要求与对策
 

  公安执法舆情的处置事关法律尊严,事关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事关公安民警执法权威和执法权益保障。近年来,各地公安机关以“三同步原则”为指导,已形成较为完整成熟的“依法处置、舆论引导和社会面管控”相结合的执法舆情应对机制。但随着信息化大环境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手机等便捷式移动网络工具的广泛利用,给公安执法舆情从发酵到爆发的全过程带来了新的方式与特点,也给予公安机关舆情处置工作以新的方向与要求。笔者结合新媒体环境下公安执法舆情的特点与近些年各地公安机关执法舆情应对的新要求,提出当前形势下公安执法舆情应对的新思路、新策略。

  一、新媒体环境下公安执法舆情的新特点

  新媒体发展的显着特点是技术突破性进化,而技术伦理支配了社会秩序,导致媒介关系、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产生根本变化[2]。近年来,新媒体传播方式呈现视频化、融合型发展的态势,新媒体舆情呈多元化、分散化、情绪化等趋势[3],新媒体技术的应用愈发成熟。由此,公安执法舆情也相应衍生出新的特点,小事件引发大舆情、突发舆情常态化、微视频成为传播重要方式是其三个主要表现。

  (一)小事件引发大舆情

  公安执法舆情在过往案事件传播过程中,往往是因为事件的代表性导致舆情的持续发酵,舆情的影响扩大。但在新媒体纵深发展的过程中,事件重要性在弱化,传播手段的重要性在凸显,即小事件因为网络的传播具备了社会的高关注度、高传播度,导致舆情升级、扩张。

  小事件的小是指事件发生时触发社会力量弱、事件直接影响程度低、事件造成后果轻,而大舆情的大则体现在舆情传播范围广、舆情社会影响程度深、舆情平息成本大。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应来看:

  1. 事件发生源范围较小众但传播范围广。

  引发舆情的源事件本是在一两个人或几个人之间发生,几个人对此的看法、观点有异,或当事人直接冲突,不涉及较大规模的群体利益。按常态分析,公安机关对于小众范围的冲突可以进行当事人调解,涉及人员和社会影响有限。但在新媒体时代,通过互联网的发酵、情绪的渲染和一般网民的推动,会将小众事件激发为互联网的热门事件,传播范围突破地域局限,甚至成为民众“茶余饭后”的谈资。如2018年11月在微博上盛传的“太原交警暴力执法”视频,原是一起简单的剐蹭交通事故,当事人阻挠交警现场执法、搂抱交警大腿,警方警告无效后依法制伏并带离的事件,却因围观群众的拍摄上传以及背景音中“警察打人了”的叫喊声成为网络热点。舆论介入后迅速发酵,倒逼太原市公安局紧急跟进处理,最终通过公布执法记录仪视频还原事件真相,为舆论降温并平息。如此看来,原本影响范围小至村镇,大不出市县的案事件,经过舆论的推动最终可能激发民众对于公安治理能力、治理制度设置和国家法律制度安排的正当性追问,形成小事件—大舆情—大事件的舆情态势。

  2. 事件直接利益影响当事人少但社会影响程度深。

  小事件是当事人较少的局部冲突,或者说是个体冲突,但利益旁观者(网民)的“热情”尤其是焦虑情绪的注入,使事件发酵为公共领域的热门话题。公共话题的旁观者加工使得“事件话题”升级为制度性讨论、文化性追问,进而形成“社会议题”,从而引发社会情绪的冲击,导致社会波动。2018年下半年频频曝光的火车霸座行为,本是个别乘客的不文明之举,但在媒体推动、网民参与的持续关注下,逐渐上升为针对国民性、警察或公权力(包括法院)制度的追问。这种案事件最终升级为社会事件的特点,使得直接利益关系人的利益讨论被故意忽视,社会整体性利益得以关照,事件因网络发酵为社会问题,社会问题追问至社会制度设置,成为严肃的“政治话题”。网络的关联式“追问”,是网民现实关切的升级,但在非理性的层层加码式追问过程中,会导致情绪激化、制度怀疑直至产生网络暴力,撕裂人群间的信任,阻挠政府公信力的传播与渗透,造成社会情绪的非理性激化,长期淤积可能引发社会对立和动荡。

  3. 事件后果较为世俗但舆情平息成本大。

  通常来说,小事件的解决方法相对比较单一、直接,动用社会资源尤其是政府权力资源较少,便于使公共社会资源利用最大化。但世俗化的利益之争如果通过各类新媒体手段被放大,上升为对社会道德秩序、权力公正秩序和制度正义秩序的诉求,就会导致当地部门、当事组织的紧张,从而使治理当局出现“权力过敏”。体制性回应的力度、强度提升,会加大当事权力格局的治理成本和治理压力。事件发酵—舆情淤积—社会秩序对抗,是一条快速的正态发展链条。这就要求执法机关必须及时公开处置,在案事件处理、舆情传播的互动中实现网民信任—社会信任—政府公信力的动态传导,强化社会治理的正态效应。

  (二)舆情生发常态化

  以较大社会事件的发生与处置为舆情传播的重要方式,是过去对舆情判断的重要特点。但在互联网全方位参与的新媒体环境下,舆情事件的生发呈现常态化特点,即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日常执法工作成为各类新媒体关注的常态内容。小到纠纷处理、大到刑事重案,民众在对于公安机关日常工作的关注中感受公安执法权力的正当性、有效性,并随时随地进行讨论、评判。

  《2019: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对2015—2019年热点舆情事件涉及的部门进行统计分析,相比于财税、医疗、教育、食药等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公安应急部门在各年份都承受最高的舆情压力,甚至比排名第二的教育领域高出一倍之多[4]。《2019年中国网络社会舆情分析报告》针对2018—2019年的舆情数据分析也指出,除社会安全、城市管理、企业舆情三个方面占比超过10%外,公安司法领域的舆情事件占比也达6%,与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数量占比几乎无异[5]。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近年来涉及公安机关的舆情事件无论数量还是频次都呈现较高态势,公安部门舆情压力始终较大,已经成为与民生领域关注度相当的重要舆论话题。与过去舆论场主要通过重大司法案事件与公安机关挂钩形成鲜明对比,针对公安机关及公安民警执法方式、执法过程、执法态度等细节化的关注与评判已经成为当下公安执法舆情的常态化表现,成为涉警舆情生发的普遍来源。

  (三)微视频成为传播重要方式

  媒体传播方式的变革是媒体生命力的重要指征,直接、便利、快捷是新媒体传播方式的核心特征。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高新技术的发展,智能手机的普及,微视频从2016年开始便获得了大众的广泛认可[6],迅速升级为网络传播的重要方式,是公安执法舆情面对的挑战与机遇。

  微视频传播,即通过短小的视频形式进行即时直播或放送,最大限度直观了解事实。微视频传播的快速兴起,不仅有其形式简约、技术成熟等基础性因素,其对碎片化时间的填补、个性化创意的发扬以及生活化认知的契合,也同样适应了当前民众对新媒体传播的实际需求。

  微视频所传递的这种“直接代入感”强化了传播学上常说的“百闻不如一见”的网民直觉,网民直觉有强化了事实判断的主观判断,即“我亲见”—“我相信”—“我要求”。如2018年5月“上海交警教科书式执法”、2018年11月“江苏交警‘李云龙式’执法”等涉警舆情事件,皆是通过微视频形式进行传播。微视频传播的新方式倒逼公安机关必须提高执法过程的合法性、执法传播的客观真实性、警察传播与媒体互动的有效性。

  二、公安执法舆情应对的新要求

  (一)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引导

  舆情处置的被动应对是指在舆情已经爆发成为舆论热点事件之后,公安机关通过及时、全面的信息公开或者权威解读和宣传跟进,逐一回应舆论质疑,通过自身面对案事件的坦诚态度和对民众知情权的充分满足赢得民众理解,以达成舆情平息的效果。被动应对式的舆情处置做法在公安执法舆情处置工作中,特别是面对负面舆情事件,相比于无视舆情发生或面对舆情“封、堵、删”等粗暴做法是进步,但其效果仅限于就事论事的个案化被动回应,仅限于对舆情个案的事后处置,亦无法避免舆情的扩大化,反而可能造成权力机关公信力下降,疏远民众与权力机关之间的距离。

  与之相反的主动引导是在舆情初发时即主动介入,及时运用多种传播媒介提前或同步做好案事件信息发布工作,妥善公开信息、主动引导舆论,化解公众消极情绪[7],以降低舆情炒作风险。或在舆情发展过程中主动设置、引导议程,以牢牢把控舆情关注焦点和走向,将舆情发展置于控制之下,以权威消息框定公众讨论范围,压缩舆情发酵空间,为事件的依法处置创造最佳舆论环境。

  变被动为主动的舆情处置工作要求在近些年相关事件中显得愈发重要。2018年5月的北京“双井桥打人”事件中,相关爆料在网上出现6小时后,北京警方即通过网络发布首次通报,之后2天之内3次通报,将线下抓捕、打人动机、嫌疑人违法情节、涉案人员处置等信息全面公布,在社会影响还是舆论关注均未形成声势时即将舆情风险迅速化解。2018年7月的河北“涞源反杀案”于2019年初被网上报道后,政法机关主动引导,舆论场的话题一直紧紧集中于对正当防卫的理性讨论中。涞源县警方和保定市检方先后对相关人员作出不追究刑事责任和不予起诉等决定,在满足社会对司法公正期待的同时,也通过厘清案情明晰了正当防卫的边界。这些典型案事件舆情的成功处置,表明当前公安机关对于公安执法舆情的处置工作已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引导进行转变。

  (二)从个案处置到普法教育

  处于现代化转型中的当代中国,历经以城镇化、网络化与全球化为特征的时代变迁,民众权利意识与维权能力不断提升,而公共精神、法治意识尚未同步跟进也是不争事实。政府部门主动以对民众的引导、塑造培育集体道德和价值共识,是政府主导型现代化建设的必要路径。在舆情引导过程中,公安机关不应止步于案事件调查及其所引发舆情的平息处置,而应利用民众对个案的关注以案释法,将舆情处置过程提升为法治知识、理念的传播过程,演变为对社会运行公共规则的理性讨论,弘扬社会正气、公序良俗的“全民共享的法治公开课”。

  江苏交警“李云龙式”执法事件引起网民关注后,当地公安机关在对当事交警的执法行为作出肯定的同时,不失时机地跟进舆论引导工作,借舆论热度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对交警执法行为进行普法宣传,将一起关注焦点原本只在对民警个人执法行为“点赞”的舆情事件发展为凝聚全社会法治共识的普法教育样本。

  舆论场的群众性与广泛性为政法机关普及法律知识、引领正确价值观提供了重要契机。公安机关舆论引导工作从聚焦公安工作向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转变,从对个案引发风险的“转危为安”到“化危为机”积极进行普法教育转变,是新媒体环境造就的新趋势、新要求。公安执法舆情既可能带来消解执法权威、破坏警民信任、降低执法公信力的巨大风险,也可能是维护执法权威、修复民众信任、提升执法公信力、凝聚社会法治共识、弘扬社会正气的有利时机,关键在于机会节点的把握与恰当合理的利用。

  三、公安执法舆情应对策略

  近年来各级公安机关以“三同步原则”为指导,经过较为频繁发生的执法舆情处置工作锤炼,已形成较为完整成熟的“依法处置、舆论引导和社会面管控”相结合的执法舆情应对机制。在新媒体占据舆论平台中心的大环境下,针对公安执法舆情发生的新特点、新趋势,必须顺势而为,广泛结合新媒体工具,探索舆论引导和处置的新理念、新视野、新方式。对此,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舆情处置能力,需重点在舆情处置中法治理念的落实、舆情引导的多部门协调配合机制完善、舆情处置队伍的专业化与全员化等方面着力。

  (一)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

  公安执法舆情发生的本质为民众权利的表达,这是对当前执法舆情事件应有的一个基本判断,即舆情产生本身是公民权利表达的题中之义,有法律依据,应受到国家支持与保护。但这种表达行为中的非理性特点可能造成对国家法律尊严、社会公序良俗原则的违背,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巨大的安全隐患和不可预测的社会风险,因此加以引导、治理是政府的职责。

  在此过程中,政府确立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是首要职责。这不仅体现在案事件的实体处置中,也应当作为舆情引导过程中必要遵循的准则。所谓以人为本,即是权力的安排、行使与利益的分配始终坚持公共性原则,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分配社会资源、公正处置社会纠纷、公开权力行使过程,保证和实现权力正义。我国公安机关的基本任务与其权力属性和权力来源是一脉相承的。在执法活动中严守执法边界,恪尽执法职责,依法、理性、文明行使权力,使公安民警的执法行为成为保障民众权利的重要手段,是所有执法舆情得以有效平息的基础。

  因此,要从源头抓起、从过程强化,以教育为主、以奖惩为辅。一方面,公安机关要进一步从源头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和执法案例分析,通过集中学习、线上考查、定期培训等方式,打好执法“提前量”,提高公安民警特别是一线执法民警的法治意识和执法水平。同时,要加强执法过程监督,充分利用法制、督察、纪检等各部门联动监督体系,对执法活动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监督。落实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与事后监督并行的监督方式,做到“对内严控”“对外公开”。另一方面,法治意识与执法能力的提升要广泛结合思想教育与物质奖惩。对于公安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出现非理性、不文明,甚至是违法违纪违规行为,要敢下定论、敢讲问题、敢立反面,通过集中学习教育,反向警示和教育广大公安民警树立人本思维、遵守法治底线。江苏“李云龙式”执法事件中,当事交警面对挑衅,既做到了文明规范、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又担当有为、不卑不亢,被媒体评论为“执法过程中权威性和人性化相结合”教科书式执法。对于这类公安民警理据得当、合规合法,有广泛宣传和教育意义的执法事件,要开展内外宣传,公开表彰奖励,以此鼓励广大公安民警自觉提高法治意识和执法能力,同时推动全社会对公安执法工作的认可和重视。

  (二)协调配合的联动机制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国办发[2016]61号)中指出,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新型传播方式不断涌现使政府施政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舆情事件频发多发,加强政务公开、做好政务舆情回应日益成为政府提升治理能力的内在要求。该通知中明确,“对涉及多个部门的政务舆情,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回应工作,部门之间应加强沟通协商,确保回应的信息准确一致,本级政府办公厅(室)会同宣传部门做好组织协调、督促指导工作,必要时可确定牵头部门”。针对频发易发突发的公安执法舆情,特别是新媒体环境带来的新的复杂多变的舆情形势,仅靠公安机关单打独斗难以取得前述积极引导的综合成效。只有有效地管理、控制和引导各类传播方式,扩大政府或一些利益相关者信息的扩散面,在信息传播格局中占据中心位置才是改变目前传播弱势的必由之路[8]。因此,将与公安执法舆情相关的各主体联合起来,在“党政领导、公安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联动治理机制下形成合力,是今后公安执法舆情处置工作的重点。

  1. 舆情监控是基础。

  一方面,公安机关宣传(公关)部门与地方宣传、网信、系统内网安等部门之间要建立和完善畅通的协调机制,要充分利用各部门掌握的信息资源,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提升网络涉警舆情信息捕捉能力,以掌握舆情引导主动权。另一方面,互联网迅猛发展形势下涌现出了众多互联网科技公司、新媒体传播企业以及个媒博主等与舆情工作有密切联系的组织或个体,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都具有内部的信息传播渠道,普通公众也有其参与舆论的平台身份,公安机关要充分认识“非官方”传媒及关联产业在舆情传播中的作用,与此类社会组织、公众群体建立密切有效的合作。应当通过奖励政策,组织各类人员组成舆情志愿服务小组,对于各自涉猎领域内信息渠道所发现的公安执法舆情,及时发觉与固定,进而上报与输送,汇总到公安机关舆情监控部门。并在媒体的事件报道下采取积极的跟帖、发言,及时止住舆论蔓延趋势,调控舆论发展方向。

  2. 信息发布是重点。

  通过政府内各部门的协调沟通,实现权威信息发布渠道和口径的统一。信息发布是突发舆情处置的第一道关口,统筹安排、统一口径是直接影响舆情走向的重要因素,面对突发的公安执法舆情事件,需将发声和回应归口到统一部门以确保信息的权威性。同时要畅通媒体采访渠道、设置媒体议程,打通与官媒、自媒等各个层次媒体的沟通联系,整合多媒体力量助推舆情平息。

  3. 舆论引导是关键。

  政法各单位之间特别是公、检之间的协调合作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公安执法舆情引发争议、讨论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对执法过程涉及法律问题的模糊、争论。只有公安机关以外的政法机关,特别是检察院、法院等对于释法有权威性的机关第一时间与公安机关沟通联动,通过发布通报等形式从法律层面对事件进行普及性解释、分析,才能提升第三方身份参与案事件处置的专业性和舆论认可度。

  (三)公安执法舆情处置队伍的专业化与全员化

  在媒介深度融合、自媒体平台日益成为舆论集散地的当下,要达成在应对具体舆情危机基础上传播正确舆论导向、带领舆论形成法治共识的引导效果,既需加强专业化的舆情处置队伍建设,也需致力于提升公安民警媒商,打造全员化的公安执法舆情处置队伍。

  从长远来看,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重培养舆情处置队伍中公安民警的素质能力。第一,要提高舆情的分析研判能力,要求做到快速、准确辨别舆论内容,高效分析舆情来源、重要程度以及未来走向。第二,要提高平台信息技术能力,主要是对于公安机关自媒体平台的管理、运用,对公安机关形象的宣传和提升能力。第三,要提高舆情的内容建设能力,包括对舆情进行引导的策略和技巧,以及参与舆论评价的逻辑语言能力。具体而言,可以从人员培训与平台建设两个方面双管齐下,共同提升舆情应对能力。

  1. 加大对舆情处置人员的培训力度。

  可以与有关高校开展合作,针对特定信息技术能力进行定向培养和学习,派遣工作人员参训。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培养公安机关新闻发言人力度,提高其应对舆情危机、引导舆论的能力。当公安执法舆情出现时,要求新闻发言人能够第一时间组织汇总情报信息,及时迅速组织应对稿件,并从容直面社会媒体,发布权威信息、公布事实真相,能够在面对媒体和公众提问时,做到正面回应与缓和矛盾并举,积极引导与有力批驳并举,从官方立场上获得社会认同与信任,使公安机关占据舆论制高点。

  2. 加强公安机关自媒体平台建设。

  公安机关自媒体平台承担着宣传公安机关形象、传递社会正能量、发布公告信息、引导舆论方向的作用,因此对于它的合理使用和管理会对公安机关舆情处置工作提供积极影响。2018年8月,中央网信办就专门建立了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为广大群众提供了辨识举报谣言的权威平台[9]。目前,各级公安机关基本上都已在“两微一端”建立了自己的官方平台,下一步应引导公安机关自媒体平台进入规范化、法治化建设轨道。各级公安机关尤其基层公安机关,都应当选派专人对自媒体平台进行管理,定期发布正能量视频、宣传公安机关形象的实例、生活小提示等,塑造和谐警民关系。在出现公安执法舆情事件时,及时公布相关证据和官方通报,以正视听。各级公安机关应对平台建设给予财政预算、编制配备方面的保障,并由上级公安机关对下级公安机关给予定期考核、监督,强化执行效果,完善舆论引导体系建设。同时,还要培养自己的网络评论员队伍,根据公安机关应对网络舆情引导工作的要求,主动参与热点问题的讨论,形成官方信息发布与网评队伍的有机配合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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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祝华新,廖灿亮,潘宇峰.2019: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R/OL].[2020-04-15].http://h-s.www.pishu.com.cn.forest.naihes.cn/skwx_ps/databasedetail?SiteID=14&contentId=11373202&content Type=literature&type=&subLibID=),2019-11.
  [5] 刘鹏飞,曲晓程,唐钊.2019年中国网络社会舆情分析报告[R/OL].[2020-04-15].http://h-s.www.pishu.com.cn.forest.naihes.cn/skwx_ps/databasedetail?SiteID=14&contentId=11326398&content Type=literature&type=&subLibID=),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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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胡改丽,陈婷,陈福集,等.新媒体视角下网络热点事件信息传播结构及模型研究:基于2012—2014年30件网络热点事件[J].图书馆杂志,2016,35(10):48-55,62.
  [9] 蒋明,孙长岩.新媒体时代政府应对舆情危机的问题和对策[J].青年记者,2019(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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