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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疫疾防控法制化的内容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20-12-25

  摘    要: 唐律、唐令及其他的法律形式如格、式等在唐代疫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唐律是唐代的核心刑法典,唐令是唐代行政法的基本形式,其他的格、式等法律形式都分别体现了各自的价值。虽然没有专门的疫病防控法,但是通过多种法律形式协调网罗,也能保证唐代统治者在疫病发生后的有效应对。

  关键词: 疫病防控; 唐律; 唐令;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ounds the role of Tang Code,Tang Decree and other legal forms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pidemic diseases in the Ta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system. The Tang Code is the core criminal code of Tang Dynasty,Tang Decree is the basic form of administrative law in Tang Dynasty,and other legal forms such as rules and standards and norms reflect their respective values.Although there is no speci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law,the coordination of various legal forms can also ensure the effective response of the rulers of the Tang Dynasty after the occurrence of epidemic diseases.

  Keyword: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ang Code; Tang Decree;

  关于唐代疫病防控的相关法律研究,大致向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穿插在综合性的中国古代抗疫病的法律措施当中,多是涉及历代官方机构如何应对疫情,政府如何进行赈灾抚恤,专注于唐代本身的很少;另一方面是针对特有的唐代医疗立法成果,以点见面地介绍唐代的医疗体系与医疗制度。本文则是从唐代立法模式角度切入,试以法律形式的视角窥视唐代疫病防控法制化的相关内容。

  一、“正刑定罪”的律

  “律令格式,为政之本。”中国古代立法至商鞅改法为律始,就一直以律为核心设定法律形式体系。唐律以其法律体系的完备性等特征,具备了与罗马法、拿破仑民法典并肩三部世界意义法典的资格。[1]唐律作为中华法系和中华法制文明的标志,其主要作用在于“正刑定罪”,在中国古代疫病立法上有一定的典型性价值。
 

唐朝疫疾防控法制化的内容
 

  《唐律》共分十二篇,《唐律疏议》析为30卷,其中与疫病防控的相关条款有如下几条,现一一分析。

  十八卷第268条:诸造祆书及祆言者,绞。造,谓自造休咎及鬼神之言,妄说吉凶,涉于不顺者。

  【疏】议曰:“造祆书及祆言者”,谓构成怪力之书,诈为鬼神之语。“休”,谓妄说他人及己身有休征。“咎”,谓妄言国家有咎恶。观天画地,诡说灾祥,妄陈吉凶,并涉于不顺者,绞。

  传用以惑众者,亦如之;传,谓传言。用,谓用书。其不满众者,流三千里。言理无害者,杖一百。即私有祆书,虽不行用,徒二年;言理无害者,杖六十。

  【疏】议曰:“传用以惑众者”,谓非自造,传用祆言、祆书,以惑三人以上,亦得绞罪。注云:“传,谓传言。用,谓用书。”“其不满众者”,谓被传惑者不满三人。若是同居,不入众人之限;此外一人以上,虽不满众,合流三千里。其“言理无害者”,谓祆书、祆言,虽说变异,无损于时,谓若豫言水旱之类,合杖一百。“即私有祆书”即私有祆书,谓前人旧作,衷私相传,非己所制,虽不行用,仍徒二年。其祆书言理无害于时者,杖六十。

  此条旨在防控利用“妖书妖言”等不利于皇权统治的语言文字进行谋逆活动。此罪不入十恶,但在用刑平缓的唐律中处刑也属于较重,量刑也根据传用惑众的范围有所区分。此条中“咎”的出现契合了疫病起源言论的可能性危害。

  就个体和治疗而言,可以通过自然生态环境、人类社会环境与病理分析等来解决疫病起源问题,但就政权和社会治理而言,战争、内乱、灾荒都会蒙上政治利益的阴影,间或还夹杂着巫术与信仰的色彩。何星亮在其《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一书中说:“禁忌是人们崇拜自然神的一种表现,它渊源于自然神观念。在古代人们看来,人神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是相互的,要希望得到自然神的保佑,就应该尊重自然神,避免做神不喜欢的事。否则,神不但不会保护你,还会降祸于人。”[2]古人认为自然与人的关系,等同于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古人习惯从天的外在表现来推测与人的关系。[3]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中说:“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非王者,孰能当是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尚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其殃咎乃至。”王权神授、天讨天罚是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也是古代统治者自封天子后所必然承担的责任,灾祸的多少显示了神对于政权的认可程度,“天人合一”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心中分量都是极重的。这就是古代帝王发现天下灾疫横行时,首先会做的事就是下罪己诏,进行自我批评的原因。无论是说国家有灾变恶运,还是借助天文地理这样的自然天灾诈言灾祥,其言论凶险的程度与直指皇帝无能、政权不合神意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

  在古代科技和医疗都不发达的情况下,宗教信仰、神话传说都会给疫病起源添附神秘的面纱,在无法合理解释的情况下,避免相关“妖书妖言”的恶意使用是立法者确立此条的应有之意。

  二十六卷第404条: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者,笞五十。各令复故。虽种植,无所妨废者,不坐。

  【疏】议曰:“侵巷街、阡陌”,谓公行之所,若许私侵,便有所废,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谓于巷街阡陌种物及垦食者,笞五十。各令依旧。若巷陌宽闲,虽有种植,无所妨废者,不坐。

  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

  【疏】议曰:其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

  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谓“侵巷街”以下,主司并合禁约,不禁者,与犯罪人同坐。

  此条主要是针对侵占城乡公用道路及穿墙排污等违法行为的惩处。[4]条文规制的对象具有双重性,对违法行为的实施者与主管这些事务的“主司”进行连坐处罚。连坐制度在中国古代有很多的表现形式,有宗法制度下的亲属连坐、基于社会治理的保甲连坐,还有官吏职务连坐。实行连坐的考量在于对犯罪预防和犯罪成本的计算,不仅需要犯罪行为实施者承担刑事责任,与犯罪行为没有直接关系但有某种特殊关系(比如监管)的人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通过一种惩罚手段,对老百姓和官吏的行为做到了同样的预判与惩治,从而达到上下合一、双管齐下的法律效果。

  从对城市排水设施健全的重视到对街坊的居住卫生条件进行法制化规定,甚至在《唐律疏议》十五卷《厩库》中出现了对狂犬病这种特殊病种的防治惩处条款,这些都可以表明唐代统治者已经有了规范公共卫生管理、营造健康生活环境、防范疾病传染的法律意识。此条律文可视为唐代疾病防控预防链条中的一环。

  二十五卷第382条:诸医违方诈疗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

  【疏】议曰:医师违背本方,诈疗疾病,率情增损,以取财物者,计赃,以盗论。监临之与凡人,各依本法。

  二十五卷第384条:诸有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实者,各依所欺,减一等。若实病死及伤,不以实验者,以故入人罪论。

  【疏】议曰:有诈病及死若伤,受使检验不以实,“各依所欺减一等”,即上条诈疾病者杖一百,检验不实,同诈妄,减一等,杖九十;伤残徒一年半,减一等,徒一年;若诈死,徒二年上减一等,处徒一年半之类。若实病及伤,谓非诈病及诈伤,使者检云“无病及伤”,便是故入人徒、杖之罪;若实死,检云“不死”,即是妄入二年徒坐。使人枉入杖者得杖罪,枉入徒者得徒坐,各依前人入罪法。未决者,减一等。

  上述两条是有关治疗病患的法律制裁,一个是针对医师违方疗病行为,另一个是针对法医检验不实行为。此外在第396条中还规定了对于在役、在防的官户、奴婢发生疾病,“主司不为请给医药救疗者,笞四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这些都是一般情况下的医疗救治犯罪行为条款,对于有着突发性、急剧性、传染性的大型疫病传播没有特别针对,但如果仅从立法上寻求保护,也是某一方面的防控手段。《唐律疏议》中还有其他条款规定了有关对医药和医疗的违法犯罪行为惩治,但直接明确规范疫病防控的确没有。

  二、“设范立制”的令

  张生在其《“唐律五百条”:规范技术、法律体系与治平理念的融贯统一》一文中指出唐律的制定者有着娴熟的立法技术,“参照省略”“补充条款”“援引条款” 等规范技术的运用,彰显了唐代立法者实际上具备了选择设计律典条文数量的能力[5],在有限的五百条内可以通过技术性手段对社会关系进行全涵盖式的调整规范。

  二十七卷第449条规定:诸违令者,笞五十;谓令有禁制而律无罪名者。别式,减一等。

  【疏】议曰:“令有禁制”,谓仪制令“行路,贱避贵,去避来”之类,此是“令有禁制,律无罪名”,违者,得笞五十。“别式减一等”,谓礼部式“五品以上服紫,六品以下服朱”之类,违式文而着服色者,笞四十,是名“别式减一等”。物仍没官。

  《唐律·杂律》中这一“违令条”属于律外援引条款,指的是律文只规定据以定罪的“罪状”和“法定刑”其中一项,未明确规定的内容需要援引其他法源或条文,本条和援引条文要相互结合适用才能真正做到定罪量刑。此条款中的“令”泛指《新唐书·刑法志》中“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令的作用为“设范立制”,其所涉及的内容广杂,是唐代行政法的基本形式,用来规范国家制度中的行政管理事宜。与疫病防控有关的唐令中经常拿来研究的是《医疾令》[6],从保存完整的残卷中可以看到,《医疾令》是唐代的医疗专项法律规范,其内容涵盖了唐代的医学教育体系与机制,包括任职资格考试、专业分科以及教育方法[7],与疾病防控直接相关的是其中关于医疗机构职责与诊疗规范的部分内容。[8]

  第13条: 诸州输药之处,准校课数量,置采药师。令以时采取。其所须人功,申尚书省,取当州随近丁支配。

  第15条: 诸行军及作役之处,五百人以上,太常给医师一人。五千人以上给二人。自此以上,率五千人加一人。其陇右监牧、西使、南使,各给二人。余使各一人。仍简择充,( 监牧医师,粮料、劳考准兽医官例。) 并量给药。每给医师二人,以伤折医兼之,并给传乘。

  第16条: 诸医针师等巡患之处,所疗损与不损,患处官司录医人姓名案记,仍录牒太常寺,据为黜陟。诸州医师亦准此。

  第19条: 学生习业早成,堪疗疾者,即于管内分番巡行,有疾患之处,随即救疗。效与无效,皆录为簿。年终考校,频经无效者,斟量决罚。

  第20条: 诸州于当土所出,有药草堪疗疾者,量差杂职、防人,随时收采,豫合伤寒、时气、疟痢、疮肿等药。部内有疾患者,随须给之。

  第21条: 诸镇戍、防人以上有疾患者,州量遣医师救疗。若医师不足,军人百姓内有解医术者,随便遣疗。每年申省,下太常寺,量给伤寒、时气、疟痢、疮肿等药,贮库安置。若当镇土地所出者,并自采充。

  疾病防控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医疗资源的生产、储备和分配利用在唐令第13、15、20条中进行规定,对于医官职责权限、范围和考核在第15、16、19、21条有所体现。从《医疾令》相关规定中可以洞察疾病发生之前的常规性预防措施以及发生后的行政应对和专业医疗应对,但对于具体的操作流程没有系统的规定,也没有强制力保证相应条款的实施,令的法律效力要依托相关人员的执行力,唐令中规定的是应然性行为,多给予矫正性规范,真正的严格刑罚要依照相关律典的明文规定。[8]

  三、各种法律形式的综合运用

  据《旧唐书》《新唐书·五行志》《文苑英华》以及《全唐文》等书记载,唐代爆发过二十几次较大规模的流行疾病。[10]《全唐文》第七十二卷中记载了唐文宗发布的拯恤疾疫诏,可以此全览唐代疫病之后政府联动的整个过程。诏令的内容中有对疫病起源的猜测:“阴阳祲沴,儆戒朕躬……”;有相关行政命令的发布:“屡降诏书,俾副勤恤。发廪蠲赋,救患赈贫……”;有对疫情防控依据的分析:“法令之或爽,官吏之或非……”;有强调各种具体社会救助与保障措施的实施:“其诸道应灾荒处疾疫之家,有一门尽殁者,官给凶具,随事瘗藏。一家如有口累,疫死一半者,量事与本户税钱三分中减一分;死一半已上者,与减一半本户税。其疫未定处,并委长吏差官巡抚,量给医药,询问救疗之术,各加拯济……”;有各种社会统管与资源调配的实行:“其度支盐铁户部及百司,除诸军衣粮布帛及宗庙祭享切急所须并常科用外,所有旧例市买贮备杂物,一事已上,并仰权停。待岁熟时和,别举处分……”;最后还有对各级官吏行政职责的确定:“其州府长吏,各奉诏条,勉加拯恤。凡在中外,宜体朕怀。”以上内容在唐代的立法体系中或多或少都有涉及。

  针对突发的疫病事件,在唐律中会有对延误信息传递的惩治,如《唐律疏议》职制卷中有对于驿传犯罪的七项罪名,其中的“文书应遣驿不遣及须遣使诣阙不遣”就是对中央和地方紧要大事的信息传递延误如何刑罚进行了详细规定。[11]户婚卷中有“部内有灾不言妄言及覆检不以实”这种惩治地方官吏有灾不报、虚报和使者核查不实的规定。从此条款中还可以发现唐代已经建立了里、县、州、省由下而上的地方层级报灾制度。作为唐代中央和地方官制的法规大全,《唐六典》中对各种诏令文书的处理期限、登记管理以及官员的日常行政管理有着明确的制度规范,这可以保证政事的处理效率和质量。《户令》在基层治安管理和疫病后的抚恤安顿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里还要额外提一提行政命令与立法的同一性对疫病防控的影响。唐代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的行政命令被称为“诏敕”。这种行政命令本来是行政权行使的结果,但因为最高权力者三权一身的特殊性,这种大多针对临时事件和个人的行政命令具有了短暂的法律效力,这种法律形式的效力甚至在唐律的效力之上。在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敕”的短平快性质恰好符合了现代社会行政应急性原则的一些理念。现代社会中行政权的行使是要戴上枷锁的,在面临突发病疫事件时,行政机关制定各项紧急命令或指示,虽然也意味着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力转移到行政机关,但还要通过授权立法的形式满足法治的要求,而在中国古代,行政权和立法权在最高统治者手中是可以同一的,这种行政命令与立法的同一性为病疫的防控争取了时间,增强了效率,从法制角度也没有缺陷。如果有需要,可以事后对相关的“敕”加以整理、修改,会成为另一种称为“格”的经常性法律形式来援用。

  四、结语

  《唐六典·尚书刑部》言:“凡文法之名有四,一曰律,二曰令,三曰格,四曰式。”唐律是唐代法律体系的核心,在各种法律形式中最为稳定,是确保统治者在突发事件中政治根基不被动摇的主要手段。唐令因为规范范围的广泛,在医疗和社会救治方面的内容最有针对性。格作为“禁违止邪”的单行法规,对于官员办事不力的行政处分和违令行为的刑事处罚是突发事件事后究责的有力依据。式主要用来“归物程事”,是百官行政行为的实施细则。其余的敕和典是对主要法律形式的有益补充。虽然唐代没有专门的传染病防治法或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单行法等,但对于医疗机构的行政管理和突发应急处理的行政规范还是存在的。通过上述诸种法律形式协作并用,既有相对的稳定性,又不失一定的灵活度,保证了唐代统治者在法律运用上的长袖善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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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尹金初.我国唐代处理“突发事件”的效率[J].法学杂志,1991(3):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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