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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范围、条件及判罚标准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21-03-23

  摘    要: 《民法典》在环境侵权领域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顺应了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仅包括环境私益诉讼,不包括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该制度适用的主观条件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结果条件中对“严重后果”的认定应从侵害广度与侵害深度进行判定;在赔偿金的判罚上应结合环境侵权案件自身特色以补偿性赔偿金为基数采用规定倍数上限的判罚标准。

  关键词: 环境侵权; 惩罚性赔偿; 适用范围; 适用条件; 赔偿金;

  我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将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环境侵权领域。但该条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规定较笼统,其具体适用还需在环境法规领域进行细化明确。本文主要针对该条新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环境侵权领域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展开论述,围绕该制度在适用中可能发生的争议以及尚需明确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分析论证,以期对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律适用提供有益参考。

  一、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环境侵权立法中的确立

  在人类立法史上,一些古老法典中就出现过惩罚性因素,例如《汉谟拉比法典》、古犹太律法、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中国古代律法等都有惩罚性因素,这些具有惩罚性因素的规定可称为现代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鼻祖。现代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最早产生于中世纪的英国。20世纪末,我国在立法中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从当时的背景看,该制度的引入主要是为了激励原告起诉,遏制违法行为[1],打击市场上盛行的伪劣产品、欺诈行为[2]。在《民法典》出台之前,我国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合同法》《着作权法》《商标法》等法律中都确立了该项制度。

  (一)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环境侵权立法的探索和讨论

  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环境侵权领域立法中的确立经历了一番较曲折的过程。《侵权责任法》立法中,在能否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认识,有学者主张在环境侵权领域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认为补偿性赔偿原则已显现出局限性,单纯的补偿因违法成本低,根本无法震慑侵权者,也无法遏制其行为的发生,污染受害者对环境司法救济不够积极甚至一度出现消极状态。为了有效遏制环境侵权的发生,保护生态环境,将该制度引入具有必要性[3]。最高人民法院在推进环境司法审判实践中,也进行了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探索。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一条规定:“污染者有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或者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原告请求其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一倍以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支持。”该征求意见意图将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范围、条件及判罚标准
 

  在我国《民法典》编撰过程中,关于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篇中应否对惩罚性赔偿制度进行规定也存在不同认识。一是赞同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篇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一般条款。例如,有学者提出,在所有侵权行为中也包括环境侵权,侵权人恶意侵权造成严重后果可科以惩罚性赔偿[4]。二是反对在《民法典》中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认为应当将惩罚性赔偿进行专门立法,避免与民法的理论发生冲突和矛盾,而使该制度带有某个部门法的特色[5]183。三是赞同在《民法典》中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但认为应仅限于特定侵权行为,如徐国栋教授主持的《绿色民法典草案》提出该制度仅适用于故意侵害人格权的行为[6]。以上三种观点都有一个共性,即赞成对惩罚性赔偿制度作出规定,仅对规定的形式存在分歧,且不同的规定形式都未排除环境领域对该制度的适用,进一步肯定了环境领域引用该制度的可行性。

  (二)《民法典》确立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意义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正式确立了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对故意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起到遏制作用,也有利于防范环境侵权行为。一是弥补一般填补赔偿的不足,充分救济受害人的利益,鼓励受害人积极维护环境权益。由于环境侵权诉讼较一般侵权诉讼更具困难性,且赔偿数额不足以填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而此类诉讼常常伴随高昂的鉴定费、律师费等费用,补偿性赔偿的赔偿数额甚至无法填补除损失外的鉴定费用,使得受害者为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不愿提起诉讼甚至害怕提起诉讼。而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确立可排除受害者对赔偿数额的担忧,可提高受害者的维权意识。二是有利于使恶意侵权行为得到应有的惩罚。如今的环境侵权案件更具复杂化,有些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甚至影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环境侵权中适用无过错责任,但主观具有恶性的行为显然更应当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且社会危害性更大,应当将主观恶性大的侵权行为进行区分,施以更严厉的谴责。惩罚性赔偿制度可将一般侵权与恶意侵权进行区分,在经济上加重恶意侵权的的负担,可有效遏制恶意行为的发生。三是具有以儆效尤的作用。惩罚力度的加大使得侵害者对后期需承担的严重后果望而生畏,不敢轻易重蹈覆辙,从而有效抑制类似危害行为的发生。

  二、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

  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适用惩罚性赔偿必须有法律明确规定。换言之,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具有谦抑性,禁止类推适用。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必须严格遵循现有的法律规定。

  (一)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范围的争议

  同一环境侵权行为可能同时造成两种类型损害,在司法救济上主要存在三类救济形式,即环境私益诉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公法、私法二分体制下以私法机制来执行由公法担当的惩罚与威慑功能的特殊惩罚制度[7]。对以上三类诉讼是否都可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主张,惩罚性赔偿制度应严格限定于私法救济。有观点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为了在惩罚不法侵害行为的同时,弥补处于弱势地位的环境私人,而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主要由公法来承担,因此该制度主要适用于保护私人利益的环境私人诉讼,而不适用于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8]。假设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可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按照一般立法逻辑,对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应当位于补偿性赔偿之后,而《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位于第一千二百三十四和一千二百三十五条之前,显然不符合一般的立法逻辑,假设适用不成立[6]。也有观点认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惩罚性行政罚款不宜重叠和混同,例如私法惩罚性赔偿与公法惩罚性罚款发生混同。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损害除一般民事赔偿外,还有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此两种惩罚性罚款与惩罚性赔偿功能一致,双重惩罚效果造成实质上的一事多罚[6]。

  另一种观点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不仅适用于环境侵权的私益诉讼,还应将其适用范围扩展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该观点认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性质上与惩罚性赔偿一致,都属于运用私法手段达到公法目的之制度。实际上,二者具有天然的融合性,唯有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应对环境普遍性侵权与环境分散性损害问题[9]。个人的知识水平有限,而生态环境领域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只依靠个人可能会出现个人被人为地限制诉讼自由,使得生态环境持续被破坏。因此,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也可提起惩罚性赔偿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趋势[10]。同时,惩罚性赔偿依附于补偿性赔偿,国家规定的机关或组织作为环境被侵权人的代表,提起惩罚性赔偿也有其必要性。

  (二)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于环境私益诉讼,不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首先,由于我国限制个体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公民享受良好生态环境并不是一项具体的民事权利,不能以此作为请求权基础提起环境私益诉讼,因此公民个人不能成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之一。只有将公民受到的损害转化为人身权、财产权上的具体民事权利损害才能提起诉讼。环境侵权造成的损害除可用金钱计量的损害,还包括不可用金钱计量的损害,或者用金钱难以计量的损害。虽然被侵权人可请求人身、财产、金钱损害赔偿,但这些损害赔偿仅建立在造成实际损害基础上,对于尚未造成实际损害的情形,传统的补偿性赔偿无法对其进行救济。例如,雾霾天气对人身造成的损害有一个长期潜伏的过程,如达不到前文所述的转化成人身、财产损害则得不到救济。加之我国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提起具有严格限定,此时若不能提起惩罚性赔偿,相应损害实则存在救济空白。

  其次,《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有权请求惩罚性赔偿的主体是“被侵权人”,这表明该条救济的受害人是特定的主体,应当是私益诉讼中的受害人,而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救济的是社会公益,没有特定的被侵权人;此外,《民法典》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条款放在环境公益诉讼条款之前,也表明其主要是针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的私益损害的救济。

  再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本身具有激励机制,原告的调查取证、鉴定等必要费用也不用由原告承担,再加上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激励作用,过度的激励机制将使社会组织在功利的路上渐行渐远,反而不利于环境保护的长远发展。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预防的功能,预防性诉讼中的诉讼请求并不包含赔偿。根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十九条,预防性公益诉讼中并没有损害赔偿这一责任承担方式,而惩罚性赔偿是建立在一般性赔偿的基础上,针对恶意侵权行为的加重赔偿制度[11]。因此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无法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从司法实践来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已具备惩罚性,例如,常州市人民检察院诉许建惠、许玉仙土壤和水污染一案中,法院并未采取实际损失的填补规则,而是以虚拟治理成本五倍计算赔偿数额150万元。可以看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例中无法具体计算实际的损失金额,因此在判定赔偿金时带有较为明显的惩罚性赔偿特征[12]。如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再适用惩罚性赔偿,实则发生二次惩罚,既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也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

  最后,我国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实则是对行政失灵的回应[1]。从主体方面看,由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提起主体具有特殊性,让对环境负有监管义务的地方政府作为起诉主体,该主体作为行政机关本身就具有实行行政处罚的权力。从惩罚性能方面看,行政处罚与惩罚性赔偿都具有惩罚性,如同时适用,实则发生了重复惩罚。面对环境侵权,地方政府不仅可采取行政处罚,还可采取司法救济。如果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可以适应惩罚性赔偿,则政府既可以采取行政处罚,又可向法院提起惩罚性赔偿。同一主体针对同一行为享有两项惩罚权利,使得政府本身的职能发生偏差,不利于行政机关正确行使环境行政职能,更不利于对环境公共利益的普遍保护,以及对环境公共事务的长效治理[13]。

  三、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条件

  关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英美法对此并无具体规定,一般由法官和陪审团决定是否适用[5]59。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一般要有明确规定。在现有法律体系中,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主要有三大类型,一是主观过错条件,如《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二是主观过错加结果要件,如《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三是行为违法条件,如《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不同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条件可能不同,如在环境领域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对其适用条件作出了系统性规定,具有一定模糊性,合理规范认识法条中规定的适用条件,是实现实践可操作性的前提。

  (一)主观条件:包含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

  1. 对“故意”的认定。

  在环境侵权中一般采取无过错归责原则,各方当事人均无需证明侵权人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情形。但适用惩罚性赔偿则必须证明侵权人主观上具有过错,在我国无论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还是知识产权、食品安全等领域对惩罚性赔偿适用的规定中都有“故意”“恶意”“明知”等字眼。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环境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必须认定侵权人主观上存在“故意”,如何认定该条规定的“故意”是该制度顺利开展的前提,主要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认定:

  一是明知且实施。侵权人明知其行为会造成严重的生态损害,但仍实施该行为可认定为故意。例如,企业明知其生产废水可能对人身或者环境造成损害,仍然将其生产废水随意倾倒。如山东烟台人民检察院诉王某环境污染案[14],被告王某明知其从事的项目产生的废酸液随意倾倒会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仍将产生的大量废酸液填埋于酸洗池内,造成周边水源、土壤大面积污染。

  二是明知并放任。侵权人明知其行为可能会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但不去理会,放任结果发生的行为可认定为故意。如明知国家针对环境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标准和规定,仍然无视标准和规定。例如国家规定了危险废物的处理者必须具备一定资质,但有些生产者无视该标准,将生产废物交由无处理资质的处理者处理,并放任损害后果的发生。如该被告公司生产部经理吴某民明知吴某良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仍将一千多吨硫酸钠废液交由其处理,造成该县大面积环境和地表水污染[15]。

  2. 故意要件的扩展:

  不仅适用于直接故意还包括间接故意。一般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仅适用于直接故意侵权行为,但具有特殊义务的主体适用该制度时则不能将间接故意排除在外。在直接故意中,侵权人的主观恶性更严重,社会危害性也更大,其不仅违反了禁止性规定,同时也违背了社会公德。如一般环境侵权中,侵权人故意污染环境损害了他人健康,由于并未达到刑法上轻伤的标准,不负刑事责任,仅负担些许医药费甚至可能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此种低违法成本可能导致该种违法行为泛滥。对此类型的故意侵权,惩罚性赔偿不仅可惩罚侵权人的故意行为,还可补偿受害人的损失,提高违法成本,有效遏制类似情形的发生。而间接故意中,行为人并无追求结果的故意,只是因重大过失导致结果的发生,此种行为相较直接故意主观恶性更小,而提起惩罚性赔偿体现了对主观恶性较大行为的谴责与抑制,一般人的一般行为只要达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即可,此种间接故意一般的补偿性赔偿便可补救。但对于环境侵权案件来说,排污企业属于有特殊注意义务的群体,像医生、司机等具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同样排污企业对于环境污染具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对于此类行为,虽因重大过失导致严重后果,负有法定义务却抱着漠视心态,与故意无本质区别[16],可直接认定为间接故意,适用惩罚性赔偿。

  (二)结果要件:从广度和深度认定严重损害后果

  在环境侵权中,唯有侵权人造成了严重后果才可提起惩罚性赔偿,司法实践中如何判定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值得探究。如果缺乏判定损害后果的参考标杆,将使司法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不利于统一裁判尺度,造成司法不公现象。因此判定是否属于严重后果可从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考量。

  一是环境侵权规模大。从广度上看,如果造成的损害后果范围较广,属于大规模环境侵权,一般可认定为造成严重后果。大规模环境侵权案件一般具有如下特征:第一,侵权主体多为大型企业,在大规模环境侵权中,大部分侵权主体为企业,很少为自然人;第二,受害人数众多,侵害了大量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侵害了社会秩序、破坏了社会正义也浪费了社会资源[17];第三,受害人的权利难以得到救济,证明难度大、鉴定困难、耗时长、成本高。大规模环境侵权的侵权主体一般为大型企业,其影响范围较一般主体更大;同时受其损害的受害人人数众多,社会危害性大;法院对其审理的时间更长,耗费更多的司法资源;因此大规模环境侵权可认定为严重后果。

  二是损害程度大、社会影响深。从深度上看,可根据损害程度认定是否造成严重后果。环境侵权造成的人身损害是指行为人实施的环境侵权行为损害了他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其损害程度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环境侵权行为导致受害人死亡,第二种是该行为损害了受害人身体组织器官的完整性,第三种是该行为损害了受害人稳定、良好的心理状态以及生理机能的完整。前两种损害后果可直接认定为造成严重后果,第三种损害后果则须分情况讨论,有些环境法学者认为环境侵权导致的精神损害也属于环境侵权赔偿范围。但并非所有精神损害都达到严重后果,例如美国墨西哥湾原油泄露事件中有一位船长,该船长在一个多月的清污工作中,面对大量被困油污而死的海鸟尸体产生了抑郁情绪,最终自杀身亡,此种精神损害自然属于达到严重后果。又例如生活中的环境侵权导致受害人失眠、烦躁、工作效率低下,此种精神损害则不足以认定为严重后果。

  四、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之赔偿金判罚标准的重塑

  《民法典》并未对环境侵权领域的惩罚性赔偿金额作出具体规定,使得实践中缺乏统一的判罚标准,而过多地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可能造成不公现象。关于判定惩罚性赔偿金标准的方法学理上存在不同观点,主要有法定数额法、基数倍数法、限定最高数额法以及法官的自由裁量法[18]。梳理现有其他领域惩罚性赔偿金的判罚标准,可发现其判罚标准与案件类型存在紧密联系,因此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赔偿金其判罚标准应当结合环境自身特色采用基数倍数法和限定最高数额法予以认定。

  (一)结合环境自身特色确定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金的判罚标准

  在我国现有对惩罚性赔偿金判罚标准作出规定的6部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明确采用“惩罚性赔偿”提法的有2部法律,分别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13年)和《民法典》(2021年1月1日施行),未明确但以倍数形式规定的有3部法律和一个司法解释,分别是《食品安全法》(2015年)、《商标法》(2014年)、《旅游法》(2013年)和《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司法解释》(2003年)。不同案件类型所适用的惩罚性赔偿金判罚标准不同,且大多数的惩罚性赔偿金判罚标准都是结合自身的性质特征进行规定的。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考虑到低消费金额也能得到保障,规定了一条不足五百元的按五百元元计算;而《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司法解释》中的商品房买卖则不存在小额情形,自然不需要此项规定,其规定了双倍赔偿判罚标准可有效保障买受人的合法权益;《食品安全法》中的价款十倍和损失三倍也是根据一般食品价格规定的判罚标准,且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具有一定合理性。环境侵权案件同样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质,例如涉案金额普遍较大且相差悬殊,同时涉及公益、私益领域等,如果套用其他案件类型的赔偿金判罚标准显然不够合理,无法满足环境案件本身的特质,惩罚性赔偿金额过小无法达到遏制环境侵权行为的效果,惩罚性赔偿金额过大又可能发生矫枉过正的风险。因此,应结合环境自身特色来确定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赔偿金判罚标准。

  (二)惩罚性赔偿金采用规定倍数上限的判罚标准

  《民法典》中对惩罚性赔偿金判罚的抽象规定因其原则性而具有较强的适应性,给予了司法实践者更多的自由裁量,但过于原则性势必又会造成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以及司法的不统一。因此,司法实践者在惩罚性赔偿金的判罚上如履薄冰,不得已又转向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的倍数规定,如此往复也不利于立法与实践的发展。从环境侵权自身特色来看,其惩罚性赔偿金的判罚标准适合选择基数倍数法加限定最高数额法,可总结为以补偿性赔偿金为基数规定倍数上限的判罚模式。

  1. 基数倍数法。

  在《民法典》之前,其他领域的惩罚性赔偿金判罚标准统一选择了基数倍数法。我国法律实践中基数法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以实际损失为标准,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二是以所支付的价款为标准,如《旅游法》第七十条;三是以非法获得的利益为标准,如《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由于环境侵权主要是对环境造成损害或者因污染环境造成人身财产损害,造成人身财产损害可参考实际损失为标准,但生态环境损害一般很难用具体金额去衡量,显然以上基数标准都不适宜。

  倍数法,是指根据侵权行为的恶劣程度以及社会影响力确定一定倍数的赔偿方式。如《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八十四条中的规定赔偿实际价款十倍或损失三倍的标准,《商标法》第六十三条中规定赔偿受害者损失或侵害人获益的一到五倍的标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中规定赔偿受害者损失的双倍赔偿标准。但并非所有环境侵权案件都可适用倍数标准,例如泰州市环保联合会诉江苏长隆农化有限公司等六公司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中判决的修复款高达1.6亿元[8];而吉安锦源粮油食品厂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中仅判决赔偿原告两年的损失14万元[19]。可以发现以上补偿性损失的金额相差很大,根本无法确定一个具体的上限,如按过高的修复款为基数确定倍数可能给企业带来过重的负担,反而不利于受损环境的修复与治理。

  2. 限定最高数额法。

  限定最高数额是指在一定基数或倍数标准上设定一个上限,避免赔偿金额巨大带给企业超负荷负担。在环境侵权领域中一般采取补偿性赔偿,因此惩罚性赔偿金标准应以补偿性赔偿金为基数,两者之间维持一定比例关系,即设定一定比例上限;对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了两者比例上限为一比一[20]。我国学者对赔偿金判罚标准的建议也各不相同,简单可归为两类:一种是设上限,对财产损害的惩罚性赔偿金按补偿性赔偿金的一到三倍计算,或者环境自身损害的按补偿性赔偿金的一倍以内计算;另一种是不设上限,对于人身损害的惩罚性赔偿金按补偿性赔偿金的一到五倍计算[21],属于上文提及的倍数法。根据以上对环境侵权的分析,设定一定比例上限更有利于实践操作,但具体比例还需结合案件本身进行分析和论证,保证惩罚性赔偿目的得以实现,有效遏制恶意侵权行为的同时,避免企业因无法承担超负荷责任而以滥为滥,反而不利于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

  总之,惩罚性赔偿制度以《民法典》的形式在环境侵权领域中正式确立对环境法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该制度在传统民法法律责任体系中尚存在诸多争议且不稳定,因此其在环境领域中的适用也应当得到高度重视,以免引发一系列问题。学理上应当加强对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论研究,实践中也应当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来指导该制度的具体实施。

  参考文献

  [1] 赵鹏.惩罚性赔偿的行政法反思[J].法学研究,2019,(1):41-55.
  [2] 陈灿平,肖秋平.惩罚性赔偿的法际协调研究[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4-61.
  [3] 孙玉荣.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中的惩罚性赔偿研究[C].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2006年年会与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215.
  [4] 白江.我国应扩大惩罚性赔偿在侵权责任法中的适用范围[J].清华法学,2015,(3):111-134.
  [5] 金福海.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6] 徐国栋.绿色民法典草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725.
  [7] 周珂,王玉楠.环境损害的惩罚性赔偿研究[J].人民法治,2018,(4):54-59.
  [8] 李丹.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请求权主体的限定[J].广东社会科学,2020,(3):246-253.
  [9] 江帆,朱战威.惩罚性赔偿:规范演进、社会机理与未来趋势[J].学术论坛,2019,(3):61-67.
  [10] 余珍.生态环境领域,怎么用好惩罚性赔偿?--谈《民法典(草案)》第1232条的合理性与缺陷[J].中国生态文明,2020,(2):37-40.
  [11] 申进忠.惩罚性赔偿在我国环境侵权中的适用[J].天津法学,2020,(3):42-47.
  [12] 江必新.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发展及制度完善[J].法律适用,2019,(1):5-12.
  [13] 阙占文,黄笑翀.论惩罚性赔偿在环境诉讼中的适用[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9,(4):45-50.
  [14] 中国环境资源审判指导案例133号.山东省烟台市人民检察院诉王振殿、马群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EB/OL].http://dyzy.sdcourt.gov.cn/dyzy/372897/372898/2680964/index.html,2018-08-14.
  [15] 江西环境资源审判.全国首例适用《民法典》污染环境惩罚性赔偿条款案件今日当庭宣判[EB/OL]https://www.chinacourt.org/index.php/article/detail/2021/01/id/5690750.shtml,2021-01-05.
  [16] 张晓梅.中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反思与重构[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115.
  [17] 李建华,管洪博.大规模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J].法学杂志,2013,(3):31-38.
  [18] 《民法典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编写组.民法典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806.
  [19] 孙苹.论环境监测报告的证据效力[D].昆明:昆明理工大学,2014:15.
  [20] 税兵.惩罚性赔偿的规范构造--以最高人民法院第23号指导性案例为中心[J].法学,2015,(4):98-108.
  [21] 季林云,韩梅.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探析[J].环境保护,2017,(20):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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