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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环境犯罪的生成因素和多元化治理体系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21-03-23

  摘    要: 污染环境犯罪治理的关键在于深刻认识该类犯罪的生成模式。犯罪生成模式是犯罪原因的另一种表达,该模式以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表现出来。从污染环境犯罪生成模式来看,促使污染环境犯罪生成的因素具有多元性、复杂性和系统性特征,对其进行治理也必须采用多元机制,即协同机制、法律机制与技术机制。协同机制主张多个主体之间的合作共治;法律机制重视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衔接;技术机制强调建立识别与预防、监测与预警以及回应与决策为一体的污染环境犯罪治理技术体系。

  关键词: 污染环境犯罪; 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 多元治理机制;

  Abstract: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 in govern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rimes lies in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mation mode of such crimes. The formation mode is another expression of the cause of crime, which is expressed in the form of criminal chemical reaction equation. Factors affecting the form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rimes have multiple, complex and systematic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ormation mode, and then the governance measures must be multiple mechanisms. The multiple governing mechanisms includ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legal mechanism and technical mechanism.

  Keywor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rimes; criminal chemical reaction equation; the multiple governing mechanisms;

  一、问题的提出

  污染环境犯罪治理是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污染环境犯罪治理问题既是我国刑事法学理论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更是关乎我国能否实现绿色发展理念、能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污染环境犯罪治理的关键在于深刻认识该类犯罪的生成模式,惟有此,才能设计出有针对性的治理体系,畅通治理机制。实践中,由于在理论上对污染环境犯罪的生成模式认识不清,导致当前污染环境犯罪治理的制度供求失衡、治理机制不畅。从污染环境犯罪生成模式来看,促使污染环境犯罪生成的因素具有多元性、复杂性和系统性特征,对其进行治理也必须采用多元机制,即协同机制、法律机制与技术机制。该多元机制反映了“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技术支持”的现代化污染环境犯罪治理体系的要求。
 

污染环境犯罪的生成因素和多元化治理体系
 

  在分析污染环境犯罪生成模式与多元治理机制之前,有必要对污染环境犯罪的概念进行界定。由于污染环境犯罪属于法定犯罪,行政法上的污染环境犯罪(行政不法)与刑法中的污染环境犯罪(刑事不法)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只是行政不法行为是一种比刑事不法行为具有较轻的损害性与危险性的不法行为,还缺乏刑事违法行为那样的高度可责性。1显然,行政法上的污染环境犯罪与刑法中的污染环境犯罪在生成模式上具有共通性,因此,本文在分析污染环境犯罪生成模式时,采用的是一种犯罪学上的污染环境犯罪概念。既然是犯罪学上的概念,可以把污染环境犯罪界定为:严重污染环境的,必须由政府采取适当对策和措施进行防治的行为。污染环境犯罪既包括刑法中的污染环境罪,也包括尚未达到刑法规定的污染程度的行政法上的污染环境;既包括官方已经查处的、在官方刑事统计中记载的显性污染环境犯罪,也包括已经发生的尚未被官方查处的隐性污染环境犯罪。

  犯罪生成模式是犯罪原因的另一种表述,强调的是导致行为人实施犯罪的各因素之间的作用方式、作用过程以及各因素在犯罪生成过程中所处在的地位。2犯罪生成模式以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表现出来,即:

  在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的各要素中,“带菌个体”代表的是潜在犯罪人(包括自然人和单位),“致罪因素”代表的是促使犯罪发生的各种社会因素,“催化剂”代表的是控制弱化因素。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的作用机制是:“带菌个体”受“致罪因素”影响,会产生犯罪动机,从而成为危险犯罪人;危险犯罪人通过对“催化剂”各要素的感知,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会实施犯罪行为,从而成为现实犯罪人。

  二、促使污染环境犯罪生成的因素

  在对污染环境犯罪进行生成模式分析之前,必须找出可能促使污染环境犯罪生成的各种因素。促使污染环境犯罪生成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行为人方面的因素

  1.逐利性。

  市场经济的内在动力机制是追求利益最大化,逐利性是其本质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人和企业都是理性的、利己的经济人。就企业而言,其最高目的是追求利益,即所谓“凡增益公司利润之事,应当全力以赴;凡损及公司利润之事,则唯恐避之不及”。3在现代工业化社会,无论是与污染环境有关的“囚徒困境”还是“公地悲剧”现象,都是由个体逐利性价值追求所引发。

  2.信仰缺失。

  信仰是人们对某种主张、主义和价值理想的极度信服和尊崇。信仰对个体的行为起着内在约束作用。信仰缺失,意味着人们的信仰出现真空或者出现偏差,从而不能很好地约束个体的欲望。我国多年的经济成长和价值观的多元取向,弱化了原有政治结构的精神支柱。中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理想动摇、信仰迷失等负面现象。追求个体利益,已经成为当下人们行事的重要动力。4信仰缺失必然导致企业、特别是涉污染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缺失,追求经济利益至上。5

  (二)社会方面的因素

  1.工业社会来临。

  伴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污染物。污染物包括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即所谓的“工业三废”。一些污染物会对人体健康和社会安全造成威胁。发展中国家主要工业为钢铁工业、化学工业等污染密集型企业,它们源源不断地制造污染物。污染是工业生产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环境成本,现有的污染处理技术还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污染。没有污染物就不会有污染环境犯罪。既然污染物是工业社会的伴生物,很显然,污染环境犯罪也是工业社会的伴生物。

  2.实施污染环境行为有利可图。

  从所查处的污染环境犯罪案例来看,实施污染环境犯罪行为可以从多个角度获利。一则,通过非法处置污染物赚取巨额佣金、减少运输成本。二则,一些企业通过设置暗管、渗坑直接排放有毒物质或者直接将有毒物质运输到农村等偏远地区倾倒,可以降低购买污染物处理设备、聘用技术人员等方面的费用。6例如,有学者以我国一家大型造纸企业民丰特纸股份有限公司为例,计算出该企业2017年的环境治理成本为2875.21万元。7再则,逃避环保税的缴纳,降低企业成本。8

  (三)控制弱化方面的因素

  控制弱化体现在社会控制弱化与情境控制弱化两个层面。其中最典型的是社会控制弱化,具体包括法律机制不畅、环境规制不力、环境监督缺失、刑法打击不确定等四个方面。

  1.法律机制不畅。

  法律机制是指法律功能据以发挥或实现的内部作用机理。就污染环境犯罪治理而言,包括刑法立法机制、刑事司法机制以及刑法与其他法律协调机制。法律机制不畅主要表现在刑事立法严重缺失、司法认定困难、刑法与其他部门法衔接不够完善等方面。在立法机制方面,《刑法》对污染环境犯罪的立法理念比较保守、设置的罪名不科学、罪状不合理、法定刑不适当。9在刑事司法机制方面,由于环境行政执法的被动性、封闭性、自利性以及案件移送程序的低适配性,大量涉污染环境犯罪案件被消解于环境行政执法环节,而难以流入刑事司法领域。10在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衔接机制方面,我国目前的环境法律规范是一个以要素保护为重心和主线的法律规范系统,存在着比较突出的整体结构和功能上的问题11,不利于环境法律的预防污染环境犯罪功能的实现。

  2.环境规制不力。

  环境规制,是指政府根据相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运用行政、经济或市场的手段,对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造成的环境污染进行的纠偏和限制,实现环境保护目标的过程。12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力度与污染环境行为生成呈负相关:政府环境规制能够促使企业积极履行污染治理义务。波特假说也有这方面的论断,即环境规制可以激励企业进行生态创新,并进而建立竞争优势。13详言之,随着政府环境规制和监管力度的增加,企业违法排污成本上升,甚至可能面临较为严峻的行政处罚,因此企业在可承受的成本范围内会选择积极治理污染。14当前我国政府环境规制不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环境规制立法体系、排污收费制度体系、环境规制标准体系、环境规制监督体系等方面存在缺陷,二是环保产业发展滞后、环境规制投资相对不足。15

  政府环境规制不力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环境规制动力不足。在一定意义上说,政府亦有经济人特征,其在采取行政规制行为之前,会进行成本和收益方面的权衡。由于政府所追求的经济增长目标与环境保护目标存在偏差,政府行为的外部性不可避免:环境污染问题往往被忽视。其二,对环境监管失职罪适用缺乏必定性和严厉性。研究表明,一方面,环境监管失职罪司法适用存在大量犯罪暗数。相关数据表明,自2016年至2019年,环境监管失职罪生效判决仅8篇、已公开生效判决仅9人。另一方面,对环境监管失职罪量刑轻缓化。相关数据表明,绝大多数环境监管失职罪行为人被判处了免予刑事处罚和缓刑。16

  3.环境监督缺失。

  环境监督是社会力量参与污染环境犯罪治理的表现,具体指政府之外的社会主体通过检举、控告等方式对企业污染排放的监督来改善环境治理效率的行为。当今欧美发达国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高度协调正是社会主体广泛参与的结果。17环境监督对污染环境行为起着抑制作用。国外有学者通过对印度大气污染现象的研究发现,即使在弱环境规制条件下,强有力的社会支持也能保障环境政策实现减排目标。18国内亦有相关研究成果。例如,有研究表明,社会力量参与能够显着降低工业三废排放量,公众信访数量与企业环境污染行为呈负相关。14究其因,一是环境监督能够弥补政府环境规制之不足。正如有学者所言,环境政策的失败产生于典型的委托代理问题——地方官员没有动力去治理与其仕途升迁无关的环境污染。作为第三方力量,社会参与能够补充信息、约束权力,解决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和权力不对称问题,并在环境治理体系中起到“纽带”作用。19二是环境监督加强了对污染源头的监督和举报,增加污染企业被追责的概率,加大企业的污染成本。除了对企业污染排放行为进行监督之外,社会参与对于预防自然人实施污染环境犯罪亦有重要意义。具体表现在增强社会控制力方面:社会参与既可以强化亲情、友情、舆论等软控制,也可以增强犯罪情境控制。20

  当前环境监督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污染环境治理决策权大多属于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社会力量难以参与决策过程;缺乏完善的环境信息公开或披露机制,社会参与污染环境治理的先决条件不足;公众缺乏足够的参与意识和能力,社会参与污染环境治理的基础较薄弱;公众参与大多都以政府引导为主,社会参与污染环境治理的组织形式有限;公众环境参与大多都是事后监督,社会参与污染环境治理的形式单一;公众参与主要由政府组织,社会参与污染环境治理的法律保障机制不够健全。21

  4.刑法打击不确定。

  一方面,污染环境行为较为隐蔽,不易被环境保护行政执法和司法机关发觉,而且污染环境行为一般不直接危害公众的财产安全和生命健康,公众对该类行为往往持有一种较为宽容态度,举报揭发的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环境资源开发与工业化进程相伴相生,部分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不惜牺牲生态环境,导致大量污染环境犯罪行为未能进入司法程序。

  刑法打击不确定意味着污染环境犯罪黑数高。根据《环境保护法》第六章的规定,被实施行政处罚决定的环境违法行为多为污染类行为22,并且行政处罚决定多为行政罚款。因此,分析环境保护行政部门行政处罚决定数量以及行政罚款数额,能够对污染环境行为的总体数量样态进行粗略推断,将行政处罚决定数量与移送公安机关案件数量、一审刑事判决数量进行对比,即可对刑法打击确定性程度形成较为直观的认识。通过结合生态环境部公开告知的污染环境行政处罚信息23与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相应年份刑事判决数据信息绘制的图表24,可以得出的结论是:2014-2018年全国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共作出行政处罚723195件,而同期污染环境犯罪一审刑事判决7868件,这意味着仅有约1.09%的行政处罚案件转化为刑事犯罪案件。二者数量相差如此悬殊,无法排除大量污染环境犯罪案件被行政化处理的可能。并且,鉴于污染环境犯罪被害人的不特定性,公安机关受理的此类案件线索多来自处在执法一线的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因此,上述行政处罚决定数量与一审刑事判决数量之间的巨大落差,反映出环境保护行政执法领域有案不移、以罚代刑的现象较为严重,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滋生大量污染环境犯罪黑数。

  5.情境控制弱化。

  任何犯罪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下发生的,即所谓的犯罪情境。控制犯罪情境亦能预防犯罪,情境预防理论应运而生。犯罪情境预防理论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犯罪控制理论,已经成为20世纪末期最具影响力和占据主导地位的犯罪预防理论。25犯罪情境预防理论强调,对某些高发生率的犯罪,直接通过管理、设计、调整的方式持久有效地改变环境,从而尽可能地使行为人认识到犯罪行为难度增加,被捕可能性增大,犯罪收益减少,以此来减少犯罪。26

  污染环境犯罪大多发生在秘密环境之中,被发现的可能性较小,这意味着污染环境犯罪情境控制弱化非常明显。例如,从时间上看,排污主体违规排放有害物质往往在凌晨、深夜等隐蔽时段集中进行;从空间上看,排污主体违规排放有害物质往往在无人之处或直接私设暗管(道)、渗坑(井)。

  三、污染环境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解读

  通过对各种可能影响污染环境犯罪生成因素的考察,可以对污染环境犯罪作如下化学反应方程式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获得若干启示。

  (一)污染环境犯罪的生成模式阐释

  1.“带菌个体”的形成。

  一方面,在当前处理污染物需要投入大量成本条件下,污染环境行为能够获取暴利,例如,通过非法处置污染物赚取巨额佣金;通过直接排污避免支付购置排污设备费、处置费、环保税等巨额费用等等,一些自然人和单位受利益驱使,容易形成污染环境犯罪的故意犯罪心理,成为“带菌个体”。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逐利性、社会责任感缺失等强化了此种故意犯罪心理。

  从经济学角度对污染环境问题所作负外部性分析反映了“带菌个体”的形成机理。环境污染是典型的负外部性。例如企业排放废气、污水等污染物,正是将其对环境的损害转嫁给社会和他人,自身不承担或者只承担很小的一部分责任。

  行为人具备了污染环境犯罪的故意犯罪心理,只表明他们具备了实施犯罪的主体条件,并不意味着他们必然实施污染环境犯罪。“带菌个体”只有与“致罪因素”相遇,并在“催化剂”因素作用下,才必然实施污染环境犯罪。

  2.“致罪因素”的表现。

  主要是因为工业社会来临,污染物的出现,使得污染环境犯罪成为可能。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三废”等污染物。环境污染问题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所面临的灾难之一,即所谓的公害。工业社会为污染环境犯罪生成提供了社会条件。易言之,如果没有工业社会所提供的污染物,一些自然人和单位即便具备了污染环境故意犯罪心理,其也不可能去实施污染环境犯罪。

  3.“催化剂”的表现。

  社会控制弱化和情境控制弱化是污染环境犯罪生成的“催化剂”因素。若没有这两方面因素,污染环境犯罪难以发生。其中,社会控制弱化因素又包括法律机制不畅、环境规制不力、环境监督缺失、刑法打击不确定等四方面因素。情境控制弱化则表现在污染环境犯罪大多发生在秘密环境之中。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把污染环境犯罪的生成模式归结为:由于实施污染环境行为有利可图,一些自然人和企业为了追求利益,易形成污染环境犯罪的故意心理,成为污染环境犯罪的“带菌个体”,信仰缺失,特别是企业社会责任感缺失强化了此种犯罪心理;在遇到工业社会所提供的污染物的“致罪因素”情形下,污染环境犯罪“带菌个体”成为危险犯罪人;污染环境犯罪“带菌个体”一旦受社会控制弱化、情境控制弱化等“催化剂”因素影响,就可能实施污染环境犯罪。

  (二)污染环境犯罪生成模式分析之启示

  污染环境犯罪生成模式分析表明,应该理性地看待各种污染环境犯罪治理对策。

  第一,污染环境犯罪治理不能过度依赖刑罚。把污染环境犯罪的原因仅仅归纳为刑罚不够严厉,是不符合污染环境犯罪生成模式的,也是不科学的。虽然刑法手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污染环境犯罪行为的生成,但这并不是最佳的手段选择。增加刑法打击的确定性,只能强化社会控制因素的某一方面,不可能完全改变污染环境犯罪的生成规律。因此,必须承认刑罚手段在污染环境犯罪治理过程中的局限性。

  第二,污染环境犯罪治理必须对症下药,要充分考虑不同因素在污染环境犯罪化学反应方程式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控制“带菌个体”、“致罪因素”或“催化剂”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如受利益驱使的自然人和单位、工业社会、社会控制力弱化及情境控制弱化等都有可能抑制污染环境犯罪的生成。然而,对以上各因素的控制难度是不一样的。其中,社会控制力弱化、情境控制弱化因素是可控的,受利益驱使的自然人和单位、工业社会因素是难控的;社会控制力弱化、受利益驱使的自然人和单位因素的控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情境控制弱化因素的控制则能在短时间内见效果。

  第三,促使污染环境犯罪生成的因素不可能完全被消除,污染环境犯罪有其存在的必然性。既然是必然存在的现象,就不要奢望会有一个绝对无污染环境犯罪的工业社会。在工业社会,承认污染环境犯罪存在的必然性是科学制定污染环境犯罪治理对策的必要认知。需要警惕不符实际的“消灭污染环境犯罪”之论调。控制而非消灭污染环境犯罪,是污染环境犯罪政策制定者的理性选择。

  四、污染环境犯罪多元治理机制

  除了前文提及的若干启示之外,污染环境犯罪生成模式分析还表明:治理污染环境犯罪必须构建多元治理机制。这是污染环境犯罪生成模式分析的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一方面,治理污染环境犯罪,治理主体必须多元。依前文分析,社会控制弱化是污染环境犯罪生成的“催化剂”因素,而导致社会控制弱化的原因有三:一是国家职能部门的环境监管不力;二是环境监督缺失;三是刑法打击不确定。同时,社会责任感缺失也是强化“带菌个体”犯罪心理的重要因素。此多方面原因表明,仅靠政府力量难以保证社会控制力量、难以抑制污染环境犯罪心理的形成,必须依靠多元主体的参与。另一方面,治理污染环境犯罪,治理法律必须多元。依前文分析,对污染环境犯罪予以刑罚规制,有其天然的局限性。因此,要想实现污染环境犯罪的治理效果,还必须有其他法律手段,如民法、行政法的跟进。再一方面,依前文分析,加强污染环境犯罪生成的情境控制,以及提高污染环境犯罪的刑罚惩治概率,还有待于各种技术的引进,即所谓的技术治理。治理污染环境犯罪的技术是多元的。这些技术如,对信息化环境下大数据分析与处理、机器学习、生物识别以及数据加密技术等。必须对各技术手段进行分类整合,设计出污染环境犯罪治理的技术体系,以满足污染环境犯罪治理在信息技术方面的实际需求。

  概言之,治理主体多元,必须建立协同机制。协同机制的建立,对于强化环境规制力度、弥补环境监管缺失、增加刑法打击确定性、增强社会责任感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是控制“带菌个体”与社会控制弱化因素的主要途径。治理法律多元,必须畅通法律机制。畅通法律机制是控制社会控制弱化因素的重要途径。治理技术多元,必须建立技术机制。技术机制的建立,对于强化污染环境犯罪情境控制效果明显。

  (一)污染环境犯罪治理协同机制

  所谓污染环境犯罪治理协同机制,是指政府在污染环境犯罪治理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通过相应的制度建设和政策措施,尽可能发挥政府之外的主体在污染环境犯罪治理中的作用的机制。污染环境犯罪治理协同机制是一个复杂系统,包括污染环境犯罪治理协同主体、协同客体、协同手段、协同动力、协同目标等要素。

  污染环境犯罪治理协同主体在污染环境犯罪治理协同机制复杂系统中处在最重要的位置。协同主体包括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不同主体承担污染环境犯罪治理协同过程中的相应责任,开展彼此之间的合作共治,以实现污染环境犯罪治理协同的目标。政府主体既包括行政部门,又包括人大、政协、司法、政党等公权力部门。市场主体主要是指进行工业生产活动、可能实施污染环境行为的法人(主要指工业污染企业)和自然人(特别是家庭作坊)。社会主体是指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相关主体,主要包括自然人和由自然人组成的非政府组织。污染环境犯罪治理协同客体是指污染环境犯罪治理协同活动所指向的对象,即污染环境犯罪行为。污染环境犯罪治理协同手段是指污染环境犯罪治理协同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和方法,通常包括相应的制度建设和政策措施。污染环境犯罪治理协同动力是污染环境犯罪治理协同主体之间开展合作共治的促进力量。污染环境犯罪治理协同目标是指污染环境犯罪治理协同主体在污染环境犯罪治理协同框架内所要达到的共同目的,即把污染环境犯罪控制在社会所能容忍的范围内。

  污染环境犯罪治理协同机制的核心在于强调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之间的合作共治。该合作共治反映在三方面:

  第一,必须消除政府在污染环境犯罪治理过程中的垄断地位。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在污染环境犯罪治理过程中会出现政府失灵现象。长期以来,由于过于强调政府的绝对地位,污染环境犯罪治理效果并不明显。前文提及的法律机制不畅、环境规制不力、刑法打击不确定等便是具体表现。承认污染环境犯罪治理过程中的政府失灵,“就要建构足以弥补政府能力缺陷的社会管理机制”。27这个机制就是强化政府之外的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在污染环境犯罪治理过程中的作用。

  第二,区分污染环境犯罪治理类型,发挥政府在污染环境犯罪治理过程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和引导作用。消除政府在污染环境犯罪治理过程中的垄断地位并不排斥政府所起的主导作用和引导作用,因为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力量也不是万能的。污染环境犯罪治理协同机制强调将市场主体、社会主体与政府主体力量进行优势组合。根据具体污染环境犯罪治理类型的性质,可以把污染环境犯罪治理分为政府主导领域和政府引导领域。在政府主导领域,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参与的作用相对有限;而在政府引导领域,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所起的作用则异常重要。28

  第三,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参与贯穿污染环境犯罪治理全过程。污染环境犯罪治理协同机制强调,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必须参与污染环境犯罪治理政策制定、污染环境犯罪治理政策执行和污染环境犯罪治理政策评估三个阶段。29污染环境犯罪治理的三个阶段都存在不同的具体做法,其中有些属于政府主导领域,有些则属于政府引导领域,无论属于哪一种领域,政府都有义务为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参与创造条件。

  (二)污染环境犯罪治理法律机制

  法律机制畅通是提高社会控制力水平的重要途径。鉴于刑罚之外的措施在污染环境犯罪治理中的重大意义,这里重点探讨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衔接机制。

  第一,确立涉污染环境犯罪的刑行交叉、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原则。

  合法、合理地解决涉污染环境犯罪的刑行交叉、刑民交叉案件对于污染环境犯罪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可以避免刑法的过度适用,为行政法、民事法参与污染环境犯罪治理提供空间。处理涉污染环境犯罪的刑行交叉、刑民交叉案件必须遵守三大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法秩序统一性原则与刑法谦抑性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刑法是决定污染环境行为罪与非罪的唯一标准,在污染环境犯罪案件查处过程中,要防止地方政府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的需要干预司法机关办案;法秩序统一性原则要求,如果某种污染环境行为在行政法、民法上是允许的,其必然不构成刑事犯罪;刑法谦抑性原则要求,如果通过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可以解决污染环境纠纷,则不必动用刑罚手段。30

  第二,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编织刑事、行政、民事三重追责网络。

  作为一种新型的权益救济方式,环境公益诉讼不仅使得污染环境行为人遭受行政处罚与刑罚惩罚,还使其可能被追究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污染环境犯罪属于逐利型犯罪,环境公益诉讼无疑会增加那些受利益驱使而实施污染环境犯罪行为人的犯罪成本,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他们的污染环境犯罪心理的形成。

  第三,进一步完善环境案件“三审合一”模式。

  环境案件“三审合一”模式是指资源环境类的刑事、民事、行政及非诉行政执行审查案件由行政庭设立的环保合议庭或专门的环保审判庭统一审理。环境案件,特别是污染环境案件的审理专业性极强,“三审合一”模式有利于统一刑行交叉、刑民交叉案件的认定标准,统一污染环境行为入罪与出罪标准,统一污染环境犯罪刑罚裁量尺度,提高污染环境案件的裁判质量,进而畅通污染环境犯罪治理的法律机制。

  第四,加强环境法律体系化建设。

  虽然,刑法是治理污染环境犯罪的最直接最重要的法律,但毕竟刑法是事后法,其所起的主要是惩罚作用。从污染环境犯罪生成模式看,如果刑法之外的环境法律能够运行顺畅,其必然能够起到预防污染环境犯罪发生的作用。前文已经指出,我国目前的环境法律规范存在着比较突出的整体结构和功能上的问题,不利于环境法律的预防污染环境犯罪功能的实现。因此,需要借助于法律体系化的理论来将我国的环境法律体系化,具体从内在价值体系构建、完善环境法律的总体结构和增强环境法律制度的体系功能三个方面进行推进。31

  (三)污染环境犯罪治理技术机制

  污染环境犯罪治理的技术机制,是指凭借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构建污染环境犯罪分类场景治理应用模式,最终建立识别与预防、监测与预警以及回应与决策为一体的污染环境犯罪治理技术体系。构建污染环境犯罪治理技术机制,对于提升污染环境犯罪情境控制和社会控制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尝试从以下视角构建污染环境犯罪治理的技术机制。

  第一,确立污染环境数据源与构建数据信息共享机制。

  污染环境数据源是以涉污染企业为中心构建的反映各类企业活动和特征的数据集合。它的确立需要对涉污染企业的主体属性和行为数据分门别类进行整合处理并以此构建企业信息、行为属性信息及社会资信信息三位一体的大数据集合。部门间信息共享与技术协同是搭建污染环境数据源的基础和保障。需要从数据共享与信息安全博弈的视角去构建安全高效的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如设计跨部门分级共享、数据权限设置、主体信息加密、数据协同更新等内容。

  第二,设立污染环境犯罪分类场景。

  基于技术要素整合的污染环境犯罪分类场景治理应用本质上是对不同应用场景进行数据选择和特征建模以达到识别和监测污染环境犯罪行为的过程。例如,涉污染企业周边的土地监测、水体监测、大气监测与评估机制、涉污染企业风险预警和污染环境违法犯罪快速响应机制等应用模式的数据源筛选和特征建模过程等等。

  第三,引进污染环境犯罪的识别与预防新技术。

  污染环境犯罪的识别和预防主要是指是在犯罪发生之前,构建相应的犯罪识别指标体系以及预防措施,从而最大程度在事前抑制犯罪行为的发生,并且为后续的犯罪行为监测和预警提供支持。需要引进污染环境犯罪的识别新技术,如3S技术、PCR技术、微生物技术等生物技术,动态压膜技术、DOAS技术等理化科技,无线传感器技术、PLC技术等信息技术,卫星遥感技术、航空油污监测技术等海洋环境监测技术等。32

  第四,研发各类软件系统事前预防污染环境犯罪。

  以下两类系统研发具有借鉴意义。一是开发环境质量监控与分析系统。有学者使用网格化监测技术,结合涉污染企业所在地区的土壤、空气、水体在线监测数据可视化、异常数据报警分析与统计、各类型监测数据统计分析等需求,设计环境质量监控与分析系统。33二是开发污染环境犯罪监测和预警系统。该系统以环境质量监控与分析系统为基础,在查明了污染源之后,进一步实现对污染环境犯罪的监测与预警。污染环境犯罪行为监测子系统包括犯罪行为关键影响因子跟踪模块、犯罪行为反馈模块、犯罪风险评估模块;预警子系统通过建立有效的预警模型,提示污染环境犯罪行为直接和潜在的危害对象,在犯罪行为可能来临时采取应对措施。

  第五,设计快速的联动处理机制。

  快速的联动处理机制是指污染环境犯罪监测和预警系统在接收到相关预警信号后及时作出回应和决策,从而尽可能弱化污染环境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针对不同类别的污染环境犯罪,拟制定如停止供应自来水、居民搬迁、停工停课、分级预警、系统应急处理等污染环境犯罪监测响应的综合策略集。在此基础上,建立系统沟通协调模块和协同指挥模块,实现在污染环境犯罪协调治理的平台上,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和通讯方法,对参与污染环境犯罪治理的部门进行即时沟通协调,并在此基础上动用相关的行政、法律、经济等资源,实现各部门之间的协同指挥。34

  注释

  1参见李晓明《行政犯罪的确立基础: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法学杂志》2005年第2期。
  2犯罪生成模式分为微观生成模式与宏观生成模式两种,本文中的生成模式特指微观生成模式。参见汪明亮《犯罪生成模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页。
  4参见张瑞《价值与利益: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年第6期。
  5例如2004年川化集团污染沱江事件、2006年甘肃徽县“血铅事件”、2010年紫金矿业有毒废水泄露事件等等,都与企业社会责任感缺失、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相关。
  6参见王璇《我国污染环境犯罪浅析——基于成本收益模型》,《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7参见杨雨晴、杨吉《造纸企业环境成本计量研究》,《现代商贸工业》2019年第12期。
  8自2018年费改税后,国家规定了环保税的最低和最高标准:大气污染物每污染当量1.2元,水污染物每污染当量1.4元;税额上限为不超过最低标准的10倍。地方政府可根据本地区的环境状况来制定污染物的具体收费标准。
  9参见田国宝《我国污染环境罪立法检讨》,《法学评论》2019年第1期。
  10参见康慧强《我国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困境与出路》,《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11在污染防治领域,我国形成了以《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为主体的污染防治法律子系统。参见徐以祥《论我国环境法律的体系化》,《现代法学》2019年第3期。
  12参见孙晓伟《企业环境责任缺失:成因及治理》,西南财经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第34页。
  13Porter M.E.,America’s green strategy,Scientific American,1991,264(4):168;Porter M.E.,Van der Linde C.,Green and competitive:ending the stalemate,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5,73(5):120-134.
  14(19)参见赵黎明、陈妍庆《环境规制、公众参与和企业环境行为——基于演化博弈和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系统工程》2018年第7期。
  15参见王玉琴《我国环境规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中国石油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第16—18页。
  16参见安汇玉、汪明亮《环境监管失职罪司法适用面临的问题及化解路径》,《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17参见涂正革、邓辉、甘天琦《公众参与中国环境治理的逻辑:理论、实践和模式》,《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18Greenstone M.,Hanna R.,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Air and Water Pollution,and Infant Mortality in Indi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4,104(10):3038-3072.
  19(20)Zheng,Siqi,and Matthew E.Kahn,A New Era of Pollution Progress in Urban China?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7,31(1):71-92.
  20(21)参见汪明亮《犯罪生成模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139页。
  21(22)参见何苗《中国与欧洲公众环境参与权的比较研究》,《法学评论》2020年第1期。
  22(23)比如该法第59条规定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法排放污染物”、第60条规定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的”以及第63条规定的“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等。
  23(24)2014年环保部门下达行政处罚决定8.3万余份,罚款31.7亿元,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2180件;2015年下达行政处罚决定9.7万余份,罚款42.5亿元,向公安机关移送近3800件;2016年下达行政处罚决定12.4万余份,罚款66.3亿元,向公安机关移送6064件;2017年实施行政处罚案件23.3万件,罚款115.8亿元,向公安机关移送11340件;2018年实施行政处罚案件18.6万件,罚款152.8亿元,向公安机关移送10590件。参见生态环境部《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告知书》环告知(2020)46号。
  24(25)2014-2018年行政处罚数据与刑事司法数据图:
  25(26)【英】戈登·休斯:《解读犯罪预防——社会控制、风险与后现代》,刘晓梅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2页。
  26(27)Ronald V.Clarke,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in M.Tonry & D.Farrington D(eds).,Building a Safer Society:Strategic Approaches to Crime Prevent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p.91.
  27(28)戴木才:《现代政治视域中的“法治”与“德治”》,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页。
  28(29)在污染环境犯罪治理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议题设置行为,在污染环境犯罪预防阶段的搜查行为,在污染环境犯罪刑事司法过程中的破案行为、公诉行为、审判行为,在行刑过程中的监禁行为等,政府都应该处于主导地位;而在污染环境犯罪治理过程的其他领域,政府则处于引导地位。
  29(30)污染环境犯罪治理政策制定,是指针对一定时期内的污染犯罪问题提出并选择解决方案的过程;污染环境犯罪治理政策执行,是指将污染环境犯罪治理政策的内容转变为现实的过程,包括污染环境犯罪预防、刑事司法和行刑等三个环节;污染环境犯罪治理政策评估,是指对污染环境犯罪治理政策实施中的价值因素和事实因素进行分析的过程。
  30(31)参见汪明亮《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规则与原则》,《法律适用》2019年第16期。
  31(32)参见徐以祥《论我国环境法律的体系化》,《现代法学》2019年第3期。
  32(33)参见黄金梅《提升环境监测质量水平的策略分析》,《吉林农业》2017年第14期。
  33(34)参见霍志星《空气质量监控与分析系统的设计与实现》,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第61页。
  34(35)参见唐超《基于开源情报的风险监测—预警—决策系统构建》,《情报杂志》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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