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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三大争辩方向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20-06-19

  摘    要: 当代西方经济学出现三大发展方向:崇尚市场自动调节经济,对凯恩斯理论进行否定与批判;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对凯恩斯理论进行继承与完善;嫁接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与方法,探寻第三方路径。探析每一发展方向涵盖的具体学派和流派,辨析其主要观点和主张,并探究其可学习借鉴之处和存在的不足之处,很具现实意义。

  关键词: 当代西方经济学; 凯恩斯理论; 继承与完善; 否定与批判; 经济学第三方路径; 析辩;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development directions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economics:advocating market self-regulation economy,negating and criticizing Keynesian theory;It advocates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economy and inherits and improves Keynesian theory. Grafting the general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mainstream economics,exploring the third party path.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probe into the specific schools and schools covered by each development direction,to identify their main viewpoints and propositions,and to explore their lessons and shortcomings.

  Keyword: contemporary western economics; Keynesian theory; inheritance and improvement; negation and criticism; economics third party path; analysis argue;

  笔者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脉络透析与重要支撑析辩》一文中,以时间脉络为主线,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了长历史跨度和宽内涵覆盖的回顾与分析,并深入探究了其在发展中的重要支撑。[1]本文将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思潮进行深入辨析,以达到全面准确认识西方经济学之目的。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时间起点,理论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以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理论,有别于以往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自由经济理论为起点。另一种观点则以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西方经济学陷入巨大的彷徨和争辩之时作为起点。主要理由有:一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凯恩斯理论在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地位基本没有被撼动。作为早期自诩为“凯恩斯理论真正继承者”[2](P47)的萨缪尔森,在二战后把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学派相结合,完成“第一次综合”[3](P9),形成新古典综合学派,其思想和政策主张是坚持凯恩斯主义的。而正是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是凯恩斯理论希望成为永久主流经济学的“梦断之时”。尽管新古典综合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把现代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思想融入其中,实现所谓“第二次综合”[3](P9),但终因其在“滞胀危机”中的束手无策和无能为力而备受诟病,甚至被指责为虚伪的、冒牌的凯恩斯主义。二是尽管20世纪70年代后,处于激烈争辩中的部分经济学派产生时间较早,如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货币学派产生于20世纪50—60年代,但他们真正在激辩和争论中从“幕后”走向“台前”、从“支流”变为“主流”,还是在70年代“滞胀危机”之后。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三大争辩方向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世界经济信息化、网络化、扁平化、快速化发展,全球经济呈现更加复杂化、多样化特点;资本主义从国家垄断走向最高级形式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的美国,在2001年“911事件”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由盛转衰,都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深刻背景。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及其解决之道的争辩,显示以往西方经济学“无形之手+有形之手”的经济调节方式已经一筹莫展,难以奏效,当代西方经济学陷入相互争论、摇摆和掣肘的巨大旋涡之中,进入百家争鸣阶段。笔者认为,主要有三大争辩方向。

  一、崇尚市场自动调节经济,对凯恩斯理论进行否定与批判

  对凯恩斯理论持否定和批判态度,推崇市场自动调节经济,这样的思想和观点自凯恩斯理论诞生之日起就存在,但其跃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之后。

  1. 以哈耶克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主要代表人物还有埃德温·坎南、罗宾斯、萨克斯等。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在与凯恩斯理论的论辩中备受排斥和冷落,直到20世纪70年“滞胀危机”、特别是80年代末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形成和俄罗斯、东欧国家“休克疗法”的推进,新自由主义从“幕后”走向“台前”,从“支流”变成“主流”,受到欧美国家的普遍推崇。其主要观点和主张有:一是倡导个人自由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大力宣扬极端型的“三化”,即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二是坚持和强调三个“否定”,即否定国家干预、否定集体主义和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如哈耶克认为:“集权主义思想的悲剧在于,它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终,因为它误解了理性成长所依据的那个过程。”[4](P50)三是极力主张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呼应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走向国际垄断的大背景,其理论指导了20世纪80年的资本主义私有化浪潮,很大程度是“华盛顿共识”和俄罗斯、东欧国家“休克疗法”的直接理论指导。四是新自由主义既是反对凯恩斯理论、反对社会主义的先导和先锋,也是现代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鼻祖和统领。[3](P115)新自由主义对市场效率的深入分析;剔除超级大国制度安排后的经济全球化论证;对机会平等、效率优先、中性货币理论的探讨;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效率的分析等,有一定的借鉴或启示作用。然而,我们在研习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应当清醒认识到以下两点:一是新自由主义呼应美国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下的资本主义自由化和全球化,一定程度是为近些年美国霸权主义的全球性扩张摇旗呐喊的。二是新自由主义本质上带有浓厚的批判、反对甚至颠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从严格意义说,哈耶克新自由主义不是纯正的经济学,而是戴着有色眼镜的“经济—政治学”。

  2. 以弗里德曼等为代表的货币主义。

  主要代表人物还有戴维·莱德勒、卡尔·布朗纳、艾伦·沃尔特斯、保罗·沃尔克等。货币主义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美国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过程中发展来的一股重要力量,其理论主张在80年代初中期的美国里根政府时期和英国撒切尔政府时期受到关注和应用,同期的德国、加拿大、瑞士、日本等也有效仿。主要观点和政策主张有:一是主张经济自由,反对国家过多干预。弗里德曼认为:“自由主义者基本上是害怕权力集中的,在一人的自由不妨碍他人自由的条件下,他的目标是各个人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5](P39)他同时对政府以任何方式行使市场履行的职能表示怀疑,认为“这会在有关领域中用强制手段来代替自愿合作,又因政府作用的增加会威胁其他领域的自由”[5](P41)。西方学者甚至把弗里德曼看作是现代新自由主义的领袖。二是强调货币数量特别是新发行货币数量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主张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一切经济变量的变动都与货币有关。货币推动力是说明产量、就业和物价变化的最主要因素,而货币推动力最可靠的测量指标就是货币供应量。”[6](P178)弗里德曼认为一国应当公开宣布和执行“简单和单一”的货币政策:每年货币供应量同一国的经济增长率保持一致。而经济增长率可根据一国的历史数据和劳动力、资源、科技等情况测算得出,即经济增长的“自然率”。“单一规则”货币政策是货币主义的核心主张。三是提出一些其他经济政策主张。主要有:反对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张实行“浮动汇率制”和利率市场化;提出工资、个人收入同物价指数特别是消费品物价指数挂钩的“收入指数化”方案;建议削减政府开支,反对过多社会福利;旨在帮助最低收入家庭的“负所得税”方案等。货币主义的不足与借鉴之处:一是在理论上,货币主义注重经验研究的实证分析,相对于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其并没有构建起相对完整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二是在政策分析上,货币主义强调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忽视利率、货币流通速度以及储户、借款人、商业银行等行为的影响,政策主张过于片面和单一;其着力于货币流通中货币供应的分析,轻视商品流通和生产领域分析,有些“本末倒置”而并不科学。三是在实践上,货币主义很大程度是为了解决二战后美英等国面临严重通货膨胀和货币危机而提出来的,其他国家不可以完全照搬运用;美英等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严重经济衰退后,也纷纷放弃“通过稳定通货来稳定价格总水平”的货币主义政策,而转身投奔凯恩斯主义“复兴政策”。四是在借鉴与学习上,货币主义对于货币理论的精细化分析、对于稳定货币供应反击通货膨胀等,值得学习借鉴;其“收入指数化”“负所得税”方案等具有一定启示性作用;其“浮动汇率制”主张促成了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和此后各国浮动汇率制的建立。

  3. 以拉弗、蒙代尔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

  主要代表人物还有费尔德斯坦、乔治·吉尔德、保罗·罗伯茨等。供给学派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强调从供给方面思考和应对经济问题,其政策主张在80年代的美国里根政府时期受到关注和应用,对后来克林顿、奥巴马乃至现今特朗普政府的减税举措都有一定影响。其主要观点和政策主张有:一是反对凯恩斯主义,强调萨伊定律“供给创造需求”的正确性,力主市场自身力量,减少政府干预。如吉尔德强调:“资本主义的财富之源是经济的供给,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中,这个简单的认识是一切成功经济政策的核心。”[7](P45)二是其核心主张是以“拉弗曲线”为依据进行减税。其理论逻辑是以减税增进投资、带动就业、增加供给、推动经济发展。三是提出包括削减政府开支、反对过多社会福利、减少政府限制性规章对市场的干扰;重视智力资本、鼓励创新;稳定币值、恢复金本位制度等政策主张。供给学派在美英等国执行的时间不长,其强调市场调节、削减政府开支、重视智力资本、稳定币值等主张具有现实意义,但其受到的质疑与批评不少:一是其理论体系不完善、且缺乏科学依据。萨伊定律并不科学,这已被近现代资本主义爆发的经济危机多次证实;“拉弗曲线”的正确性、恰当性也值得怀疑。二是其政策主张单一、效果有争议,且遗患不少。供给学派减税的政策主张相对单一,且被认为是“劫贫济富”和“给富人的免费午餐”。里根时期美国的财政和贸易赤字持续加大,使美国从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最大的“债务国”。[8](P201)三是其提出恢复金本位制,这显然不现实。因此,供给学派在西方流行的时间不长,后来的追随者和信奉者为数不多。

  4. 以卢卡斯等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主要代表人物还有穆斯、萨金特、华莱士、基得兰德、普雷斯科特等。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学派在西方产生并迅速发展,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理性预期学派为基本,融入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的部分方法发展而成。1979年萨金特在其《宏观经济理论》一书中首次称这个学派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当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两个主要学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和主张有:一是以理性预期假说、货币中性假说、自然率假说为基础,认为政府政策效果完全被社会大众的理性预期所抵消,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一切政府干预宏观经济的政策都无效。卢卡斯认为:“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也就越高”;“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9](P97)二是认为市场高效、价格弹性,市场完全可以实现“自我出清”;反对凯恩斯主义,反对人为刺激经济和产量、增加就业,崇尚自由经营和保持经济增长的自然率。三是应用大量计量模型、数理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论证经济政策的无效;建立实际经济周期模型,证实理性预期的正确性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开创了人们理性预期的新视角;提醒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应注意公众理性预期的抵消作用,做好估测和准备;探索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连接和一体化发展的许多新思路、新方法,这些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成功之处。但其不足与缺陷也显而易见:一是个人获得充分信息,经过深思熟虑,进行理性预期。这每一步的全面性、及时性、准确性都值得怀疑。尤其是个人获得充分信息,事实上不可能做到。二是其观点以反对和批判居多,建树性和具有可操作性的观点、方法很少。三是按照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主张,政府几乎又重新回到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时期“守夜人”角色,进行“无为而治”的管理。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已经证实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失败,在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和国际垄断阶段的今天,更不切实际。

  二、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对凯恩斯理论进行继承与完善

  坚持凯恩斯理论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方向,在多方面进行修整和完善,这些学派及其理论的综合应用,目前仍是东、西方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方式和手段。2008年金融与经济危机后,西方国家又加大了高举凯恩斯主义旗帜抗击经济危机的分量。

  1. 以萨缪尔森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

  主要代表人物还有索洛、托宾、杜森伯里、奥肯、米德等。新古典综合派产生于二战后,主要理论和主张有:一是其理论主体是把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与新古典学派微观经济理论综合而成,20世纪70年代后又融入了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新自由主义思想与方法。如在均衡分析中引入货币学派的IS—LM(投资储蓄—货币供求)分析等。二是提出了私人经济和政府经济并存的“混合经济”理论。首次把政府作为除消费者、厂商外的第三个市场主体,提出财政与货币政策应当“逆经济风向行事”“熨平经济发展周期”的政策主张。而比较激进的新古典综合派学者,如60年代的托宾、奥肯等人任肯尼迪总统经济顾问时,甚至认为经济繁荣时,政府也应当实行财政赤字和货币扩张的“顺经济风向行事”政策,以刺激经济快速增长。三是初期的新古典综合派认为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为重要和有效,后期认为二者应当“松紧搭配”“相机抉择”地使用,提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具体和个别市场应当“区别对待和微观化”,并与收入政策、人力政策相结合使用等。四是新古典综合派对市场经济的结构与利弊,对经济周期和“滞胀危机”产生的原因,对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手段与效果等均进行了详细分析。新古典综合派理论体系完备,各国政府依此调控经济直接方便,因此一直以来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思想。尽管如此,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与实践弊端依然不少:一是理论上的质疑与批判。首先,受到新剑桥学派琼·罗宾逊等人的严厉批判,认为其理论来源由凯恩斯理论与新古典学派理论“杂凑而成”,缺少自己独有的观点和见解;一些具体分析如充分就业假定、收入分配分析、物价水平分析等,又严重背离凯恩斯理论,是伪装和歪曲的凯恩斯主义。其次,新古典综合派过分强调财政政策、片面强调需求管理,忽视供给刺激和需求管理的有效性分析等,又受到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的严格批判。二是实践中的困惑与弊端。新古典综合派政策的应用和推行,极大助长了西方社会特别是政府长期低效与不负责任的经济行为,阻碍了科技进步与创新发展。当前西方各国政府普遍债台高筑,债务型交织着金融型经济危机犹如高高悬在人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有随时爆发的风险。其次,对新古典综合派主流地位的最直接、最致命的打击,是其终究不能有效化解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也不能有效预测和化解2008年金融和经济危机。

  2. 以琼·罗宾逊等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

  主要代表人物还有卡尔多、斯拉法、帕西内蒂等。新剑桥学派产生于20世纪50—60年代,即从50年代开始,新剑桥学派在与新古典综合派长达20多年“两个剑桥之争”的论战中产生,影响力日渐增大。其主要理论基点和主张有:一是认为新古典综合派把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微观理论相结合,背离了凯恩斯理论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初衷,是“杂种”的、“冒牌”的凯恩斯主义,并从价值理论、增长理论、分配理论、积累理论、边际分析等多方面进行了严厉批判。同时也指出凯恩斯理论本身存在缺乏微观分析、长期分析和动态分析等重要缺陷。二是试图建立以收入分配理论为中心的经济学,并以此探讨和制定新的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源不是总需求不足,而是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均,主张“实现收入均等化”;认为政府应通过税收制度、给予低收入家庭补助、对失业者进行文化技能培训、用财政盈余购买公司股票以增强政府实力,进而为民众谋取经济实惠等方式,实现收入均等化;甚至提出开征没收性遗产税(只给孤儿和寡妇留下适当的终身财产所有权),比较激进地提出“要消灭资本主义坐收利息的食利阶层”等。三是主张平衡财政预算、反对赤字财政;主张减少军事开支、发展公共事业;主张实施进口管制,支持商品出口,以增加就业和提高收入等。新剑桥学派对资本主义矛盾和问题的揭露比较深刻;反对赤字财政、减少军事开支、发展公共事业等政策主张有可取之处。但其弊端和不足也十分明显:一是其收入分配理论的“收入均等化”主张,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显然不可能得到采纳和实现。二是其理论主要以批评与抨击为主,政策主张比较单一,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见解。三是其站在利润与工资对立、收入分配不均等表象的角度揭露资本主义的矛盾和问题,并不能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中,去本质性揭露资本主义的矛盾和问题,总体属于资本主义改良理论。

  3. 以斯蒂格利茨、曼昆等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

  主要代表人物还有费尔普斯、阿克洛夫、帕金、伯南克、耶伦等。西方资本主义处在国家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是西方国家坚持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经济的根本原因;而如上所述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进行了许多看似精妙的理论分析,亦或提出简单的有规则的政策主张(如货币主义主张“单一规则”货币政策),但并不能提出系统的、特别是针对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的有效政策建议[8](P205),这是新凯恩斯主义产生的现实基础。因此,在1980年前后,当卢卡斯等人得意地宣称“凯恩斯主义已经死亡了”时,新凯恩斯主义悄然产生。新凯恩斯主义被认为是克林顿和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所采取的主要政策理论依据,被认为是美国抗击20世纪80年代里根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80年代末出现财政赤字、失业上升和经济衰退等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新凯恩斯主义综合了凯恩斯主义理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其它学派的有用成果,其主要理论依据和主张有:一是坚持和论证工资与价格的“刚性或黏性”。借助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方法原理,从微观层面论证了工资与价格的“刚性或黏性”,否定新古典主义认为工资与价格的“弹性”或“灵活性”主张。二是坚持和论证信息的不对称性、市场竞争的不完全性。运用经济人理性预期、效用或利益最大化原则与方法,论证信息不对称性和市场竞争不完全性,否定“市场出清”,为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提供依据。三是产生和运用许多新理论、新方法。如运用菜单成本、隐性合同、效率工资、交错合同、局内—局外人、协调失灵、信贷配给等众多新理论、新方法,以论证“价格黏性”“非市场出清”“经济周期”等问题,使人耳目一新。四是理论分析有新尝试,政策主张也注重讲求实效。新凯恩斯主义通过探寻工资和价格“刚性或黏性”机理,试图以此夯实凯恩斯理论的微观基础;通过对商品生产成本分析、劳动供给行为分析、总供给函数分析等较为系统的供给理论分析,试图以此弥补凯恩斯理论“注重需求分析而弱化供给分析”的不足。同时,其政策建议虽然整体与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区别不大,但在具体操作中更注重从现实问题出发和讲求实效。作为一个产生时间不长的新经济理论,新凯恩斯主义受到的质疑和批评也不少:一是其由多个学派、多个学术观点“杂烩而成”,到目前都没形成统一完整的理论体系。二是其理论模型有很大程度庸俗性、片面性特点,且大多没有经过实际检验。如在分析失业现象时,“怠工模型”把失业归因于工人开小差的本性,“局内—局外人模型”则把失业、工人跳槽与造成企业成本增加联系起来,全然不顾资本主义制度劣根性作用。且其大多数理论模型并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以至作为代表人物的曼昆也不回避这一点,他承认:“我们现在有了一些经验研究,但迄今为止研究工作受经验推动的程度还达不到我希望的水平”。[10](P403-404)三是新凯恩斯主义在方法论证上体现了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走向融合的趋势,在现实对策中又接近于传统凯恩斯主义的翻版,缺少个性与特色。

  三、嫁接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与方法,探寻经济学第三方路径

  在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中,一些学派嫁接主流经济学“效用分析”“利益最大化分析”等一般原理与方法,试图跳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一般政策主张和“市场+政府”的“两只手”调节经济的基本框架(其实最终仍可归类到“两只手”调节经济的基本队列),站在制度、政治行为、社会福利等角度研究经济学。其别致的分析角度和政策主张令人耳目一新,有很大启迪作用。这些学派一度成为十分热门的经济学流派。

  1. 以加尔布雷思和科斯、诺思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

  主要代表人物还有海尔布伦纳、博尔丁、威廉姆森、斯蒂格勒、阿尔奇安、张五常等。新制度经济学派产生于约20世纪60年代,到今天新制度经济学仍然是一个相对松散和混杂的学派团体,在许多观点和政策主张上并不一致,甚至是各谈各的主张、各成各的体系。如加尔布雷思主张“国家干预”和大公司实施“经济计划”,而科斯、诺思则反对政府干预,主张经济自由,因此有学者把加尔布雷思、海尔布伦纳、博尔丁等的理论称为新制度主义[2](P98-109),而与科斯、诺思等区分开来。普遍赞同“好的制度和制度创新、变迁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甚至决定性因素”,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和核心共识,因此,笔者在本文中还是把他们归为一类来讨论。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和基本主张有:一是认为“经济人”应作“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倾向”等方面的修正,认为应从组织体制和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应当认可人的“契约人”“组织人”“社会人”角色。二是认同制度和制度变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诺思认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就是制度及其创新,“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11](P168),“一种能提供个人有效刺激的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12](P205)等。三是以科斯为代表的学者引入边际分析并提出交易成本概念,创立起现代产权理论的经验实证分析和制度的数理分析方法,将经济活动从没有摩擦力的经济运行引入到有摩擦力的经济运行。四是对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研究有着突出贡献,对制度创新、制度变迁、美国“二元体系”和“新社会主义”、新经济史学等也有相应见解和贡献。新制度经济学站在非市场因素的制度建设和变革角度来研究经济发展;其对产权尤其是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深入分析;其对资本主义制度不足与缺陷的深刻剖析等,为我们思考当今世界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提供了新视角、新思路。但其不足和受质疑之处仍不少:一是什么制度是好的制度?这恐怕很难从理论上解释透彻,也无法从实践中进行量化考核;且任何制度的效力发挥,都必须与当地的历史和人文相结合,否则会出现“水土不服”。正如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在中东、亚洲和拉美许多国家出现严重“水土不服”一样。新制度经济学很大程度也助长了近些年美国式民主政治制度在全球的霸权式扩张,导致美国今天遭遇许多发展难题和困境。二是其坚持制度在经济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甚至认为“制度决定技术变迁和经济发展”,这并不科学也不正确。这既与熊彼特“创新理论”指出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变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相悖;也不符合马克思站在历史和宏观的角度得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科学论断。三是新制度经济学归根到底属于“资本主义制度改良和改造”理论;其颇有建树的产权理论,强调的是对私有产权特别是企业产权理论的研究,对公有产权理论的研究基本被忽视和忽略,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又一重要缺陷。

  2. 以布坎南等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

  主要代表人物还有塔洛克、博尔丁、奥尔森、奥斯特罗姆等。公共选择学派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其通常被认为是用经济学原理来研究集体选择和政治学问题。公共选择学派的主要观点和主张有:一是认为政府和政治个体同样是“经济人”,同样具有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共同特征。布坎南认为:“人们追寻的权利、福利,不是来自官员的恩惠,不是来自他对公共利益的考虑,而是出于他自利的打算。”[13](P142-143)二是认为政府和公共部门缺乏竞争,缺少有效监督,天然存在自我扩张的条件,必然导致官僚行为和资源使用效率低下。主张在公共部门中建立竞争激励机制、引入市场和私营机制、对政府的税收和支出进行约束等来解决政府部门的成本、效率和自我扩张的问题。三是关注制度建设特别是宪法制度建设,其在投票理论、政党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官员理论和寻租经济理论等方面有许多独到见解。他认为:“政府失灵的原因不应当从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品质上去寻找,而应当从宪法规则上去寻找。”[14](P89)四是提出和论证了“政府失灵”的概念,否定和批评政府干预,整体反对凯恩斯主义。公共选择理论对于资本主义民选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刻剖析和批判,政府个体“经济人”假设和“政府失灵”概念的提出等,启发我们思考政治经济问题的新维度;其对政治制度设置、理性选举、政治交易等的分析,对于我国政府转变职能、机构改革和反腐斗争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公共选择学派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公共选择学派把政府个体视为“经济人”或“理性经济人”,忽视了人性的其它需求和特征,否定和忽视政府官员对社会的价值追求和献身精神,这不全面也不科学。二是其否定政府干预的理论主张,在进入国家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今天,显得不合时宜。三是其寄希望于更严格的资本主义宪政制度改革,过于理想化和不切实际。

  3. 以霍布斯和庇古等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

  主要代表人物还有卡尔多、希克斯等。福利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形成和实践于40—50年代,是西方特别是西欧福利型国家构建的重要理论依据。庇古认为:“要用经济学作为改善人们生活的工具”,“要制止环绕我们的贫困和肮脏、富有家庭有害的奢侈以及穷苦家庭朝不保夕的命运等等罪恶”。[15](P7)福利经济学以福利的效用分析为切入点,发挥市场机制的优势,克服其缺点,探讨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所需的条件。西方福利国家的构建是在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以“实现最大的社会福利”作为基本目标,制定包括社会保障、充分就业、社会福利等在内的一揽子政策。其主旨是在私有制和市场机制前提下,由国家对经济社会生活进行全面有效的调节和干预,以改善人民生活,缓解社会矛盾,实现资本主义的更合理改良。福利经济学及其实践的主要成效有:一是从理论上探讨了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条件和资源最优配置的方式。二是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从追求国民收入总量最大化,收入分配均等化,到强调效率和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等,进行了一些有益探讨。三是缩小了贫富差距,增进了公众福利,一定程度缓和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然而,西方特别是西欧几十年来福利国家的构建,所暴露出的严重不足和弊端也不少:一是西欧长期的高福利政策甚至过度福利化,造成目前西欧国家普遍的享受文化和懒惰文化盛行、自愿失业率高攀、社会老龄化严重、犯罪率攀升等重大问题。二是西方福利国家的高工资与高收入,造成其产品生产成本高、国际竞争力下降,阻碍其产业和产品的创新发展。三是当前西欧国家普遍债台高筑,缩减福利又面临民众反抗和社会稳定的巨大压力,西欧国家的高福利政策面临“两难”的尴尬境界。

  除以上三种学派外,嫁接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与方法,探寻经济学的第三方路径还有: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经济,以刘易斯和舒尔茨等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派;坚持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源泉,以熊彼特等为代表的创新学派;将心理分析融入经济学、研究人们现实的经济行为,以卡尼曼、威尔金森等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等。因篇幅原因,在此不再一一详细阐述。

  四、启示与感悟

  综篇所述,笔者得出以下启示与感悟:一是三大发展方向代表三大巨大分歧。崇尚市场自动调节经济,对凯恩斯理论进行否定与批判;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对凯恩斯理论进行继承与完善;嫁接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与方法,探寻第三方路径,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出现的三大发展方向。这三大方向既代表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三大努力方向和精深研究领域,又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政策主张难以调和的三大巨大分歧。二是使用方法和研究形式上的融合,并不能改变政策主张上的根本对立。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各学派与流派,在使用经济学方法和研究形式上出现了很大程度相互融合的趋势。如坚持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的学者们,融入了自由经济学派的预期分析、心理分析、边际效用分析方法;而自由经济主义的学者们,也融入需求分析,认同政府对公共政策和公共产品的提供。但这些恰恰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趋同,并不能改变他们在研究目标、方向和政策主张上的根本分歧与对立。三是各国综合、变通地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并没有改变当代西方经济学整体步入迷茫的现状。当今世界,各国政要们并不仅仅依赖于某一种经济理论来指导经济实践,更多地是综合、变通地应用各种西方经济学原理为我所用。然而,因为西方经济学终究缺乏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本质分析的勇气与力量,缺少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段根本对立的视角探析前进的方向,正如大家有目共睹,西方经济学并没能解决资本主义和全球的许多经济、社会问题,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不明朗和不确定性在加剧。在一次次经济高涨与危机带来疯狂与沮丧的敲击下,西方经济学终究对此无法预测也无能为力。或许正如马克思所言:“庸俗经济学的丧钟已经敲响了。”[16](P17)四是我们应当以“扬弃”的态度学习与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我国走的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绝对正确性的同时,应以“扬弃”的态度,从整体碎片化、抽象化的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学派中,提炼出闪闪发光的精华,结合国情和现实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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