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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中的各种夫妻法律关系探讨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20-04-30

  本文通过具体案例和情形列举对政府采购中的各种夫妻法律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从夫妻的“关联关系”扩展开来,认为应当通过深化政府采购法律体系建设、完善招标文件编制和开评标过程监督管理、加强政府采购监督检查和违法行为查处力度等措施规范政府采购“关联关系”主体的投标行为,构建“风清气正”的新时代政府采购市场环境。

  夫妻关系是世间最亲密的关系之一,通过《婚姻法》的规范,形成了夫妻法律关系。夫妻法律关系是指男女双方以共同生活为目的,根据法律规定自愿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包括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基于夫妻法律关系的极度关联性,政府采购法律体系对这一关系作了一些“回避”的规定。但是,夫妻双方同时作为政府采购当事人是否构成串通投标,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下面笔者将通过具体案例和情形列举对政府采购中的各种夫妻法律关系进行深入探讨。

  一、案例解析

  (一)夫妻同时作为评委参与同一项目评审。

  案例:在某政府采购项目中,有供应商投诉参与项目评审的评委A和评委B为夫妻关系,属于利害关系人,应当回避而未回避,所以采购程序违法。

  解析:根据《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财库[2016]198号)第十六条第一款的三项规定,评审专家与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存在三种利害关系之一的,应当回避。本案例中,评委A和评委B的夫妻关系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应当回避的情形。但是在投诉处理过程中,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应当调查夫妻评委之间是否存在私下协商中标结果或者与供应商有可能影响政府采购活动公平、公正的行为。

  (二)采购人员与供应商的投标代表为夫妻关系。

  案例:在某政府采购项目中,有供应商投诉该项目采购人员C与中标供应商的投标代表D为夫妻关系,存在串通投标行为,损害其他投标供应商的合法利益。
 

政府采购中的各种夫妻法律关系探讨
 

  解析:根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九条规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供应商有五种利害关系之一的,应当回避。其中规定的第四项利害关系为:“与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虽然本案例不属于第四项利害关系,但是笔者认为属于兜底条款第五项规定的“与供应商有其他可能影响政府采购活动公平、公正进行的关系”。在投诉处理上,应当认定中标无效,重新招标。至于采购人员与中标供应商的投标代表是否存在串通投标,需要通过进一步调查,掌握恶意串通的证据,才能进行相应的处罚。

  (三)夫妻分别作为两家供应商的投标代表参与同一项目投标;夫妻一方作为供应商投标代表与另一方控股的供应商参与同一项目投标。两家供应商之间不存在控股关系。

  解析: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供应商存在上述两种情形的,未被禁止参与同一采购项目的投标,也不属于《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四条规定的七种恶意串通的情形和《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六种视同串通投标的情形。因此,无法直接认定为串通投标。但是,上述两种夫妻法律关系情形,存在很大的协商串通的可能,监管部门应当对两家供应商的投标活动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进行相应的处理。

  (四)夫妻分别为参加同一项目投标的两家供应商的控股股东或者法定代表人。两家供应商之间不存在控股关系。

  解析:对于上述情形,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在实践中争议比较大。一种观点认为“法无禁止即可为”;另一种观点认为:基于夫妻的财产法律关系,应认定为“同一控制下的投标行为”,违反了政府采购公平竞争的原则。笔者倾向于支持第二种观点,即认定两家供应商投标无效,责令采购人重新招标。但是,对于两家供应商是否构成串通投标,需要进一步进行调查,掌握恶意串通的相关证据。

  二、案例小结

  基于《婚姻法》形成的夫妻法律关系是一种非常紧密的关联关系,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当然存在相互协同的重大可能。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只规定采购人与投标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需要“回避”,却没有对投标供应商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或者亲属关系的情况做出“回避”规定。

  虽然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存在“关联关系”的供应商不能参与同一项目投标,但是禁止不同投标供应商之间的协同行动则是题中应有之义。在调查处理过程中,关键要审查投标供应商的资金关系、公司管理等实质内容。如果投标供应商之间存在控股、管理关系,应根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认定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即使不存在控股关系,夫妻关系出现在同一项目的投标供应商中,也让人忍不住担心串标问题。对此,应认真审查两个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是否有相同或相似之处,比如人员构成、报价、资质证书、厂家授权等。

  供应商之间恶意串通是政府采购实践中突出而又较为普遍的问题之一,严重损害了政府采购权威和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利益诱惑就会引起竞争,特别是恶意竞争。串通投标行为隐蔽性强,现代法律制度对行政相对方的法律保护比较注重,这就加大了执法部门对串通行为的认定和查处的难度。有时,几家供应商的投标文件除了名称、地址、报价不同外,其他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一看便知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或者是相互“约定”而为。但即使如此,也拿不出充足的证据证明他们属于法律规定的“恶意串通”情形。

  三、有关建议

  (一)深化政府采购法律体系建设。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要继续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在关联方串通投标方面,要根据实际操作中认定困难的问题,在制度上进一步细化认定标准。特别是在当前政府采购信息化条件下,有必要对电子化招投标过程中的串通投标情形细化认定标准和处理意见,对违法行为人形成有效震慑,真正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

  (二)完善招标文件编制和开评标过程监督管理。

  为杜绝存在利害关系、亲属关系的供应商之间串标,可在招标文件中对这类投标供应商的资格要求作出相应的规定。同时,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在资格审查阶段加强对存在串标嫌疑供应商的审查力度,特别是供应商的投标文件、投标代表、保证金等方面是否存在法律规定的串通情形。

  (三)加强政府采购监督检查和违法行为查处力度。

  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在代理机构监督检查等专项检查和日常监督检查过程中,要重点排查和整治围标串标、虚假投标、不诚信履约等违法违规行为,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对于投诉、举报和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要严格依法依规进行查处,并通过合适的方式向社会公开,构建“风清气正”的新时代政府采购市场环境。

  本文为财政部国库司主办中国政府采购杂志社承办“献礼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有奖征文”参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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