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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东南地域早期木构建筑斗子的形制及地域特征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21-01-14

  摘    要: 商周两汉时期的建筑形象一般出现在遗址、器物、石刻、壁画、画像砖之上。文章对我国早期建筑形象中所出现的皿板形制进行了溯源研究,并将视线聚焦于现存早期木构建筑最集中、保存数量最多的晋东南地区,运用文物建筑形制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探寻该地域早期木构建筑斗子的形制及地域分布特征。

  关键词: 早期建筑; 皿板; 晋东南; 斗子; 分布;

  Abstract: The architectural images of the Shang, Zhou and Han dynasties generally appeared on the ruins, artifacts, stone carvings, murals and picture bricks.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research on the shape of the Min-Ban and its appearance in the early architectural image of China, and focuses on the Southeastern of Shanxi Province, where the existing early wooden buildings are the most concentrated and preserved. Explore the shape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arly wooden architecture Dou-Zi in this area.

  Keyword: early architecture; Min-Ban; Southeast Shanxi; Dou-Zi; distribution;

  引言

  斗栱作为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屋架体系中承担着过渡、传力的角色。建筑柱网以上的木构件铰接情况复杂,斗栱与室内梁栿榫卯相构,共同搭建成木构建筑屋顶的龙骨架。1929年出土于洛阳邙山的夨令簋,下部基座做成建筑形,四角有4根短柱,柱头上有斗,已做成有“耳”和“欹”的形状。傅熹年先生认为,在西周前期重要的建筑在柱上已用斗[1]。刘叙杰先生则认为,虽西周铜器上已经出现了斗栱形象,但与建筑实际差距甚远[2]。刘致平先生认为,斗栱最早的具体形象见于战国铜器如钫盘等花纹上[3]。

  战国时期中山国1铜方案上出现了更加精致、形象的斗栱形象,根据该方案上的斗栱形制,杨泓勋先生推测,至此战国时期已经创造了插栱与横栱的组合利用,而且已经把这种组合的斗栱用于转角柱上[4]。战国中晚期中山国都邑灵寿城遗址内还发现了一批较为完整的实用陶斗,是目前我国保存下来的最早实用斗。这都说明中山国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一套斗栱的使用和制作方法,中山国建筑上已较多地使用了斗栱组织[5]。到了汉代,斗栱组织的发展较之前代更为成熟。宿白先生在《中国古建筑考古》一书中写道:“西汉从公元前205年至公元25年,共二百三十年间具体的资料没有看到。东汉斗栱已很复杂。两个石室雕出的柱顶结构,有置一斗的,较大的建筑流行了一斗二升,其间使用了真正的栱。在这种一斗二升的基础上,逐渐流行一斗三升斗栱,其间有两种从一斗二升向一斗三升的过渡样式见于四川彭山崖墓,这两种过渡样式斗栱下部都出现了皿板,这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新构件。”
 

晋东南地域早期木构建筑斗子的形制及地域特征
 

  1 、皿板的溯源研究

  根据前述可知,一件出土于河北平山战国时期中山国一号墓(编号M1)铜器上的仿木斗栱形制较为形象、精致(图1)。该方案在四角龙做成45°斜出的栾,在龙头顶上立直径1.5cm的圆形蜀柱,柱头置栌斗,斗底设厚0.3cm的皿板,上承45°的抹角栱,栱两端各立直径1.5cm的圆形蜀柱,柱头托散斗,散斗底也设厚0.3cm的皿板,散斗上承几案四面边框,这些特征说明中山国建筑上已较多地使用了斗栱组织[5]。由图2也可明显看出,斗与皿板是分离结构的,这是目前发现的首个斗下出现皿板的实物例证。

  2 、北朝时期斗子形制的演变

  北朝时期,公元494年北魏迁洛以前的尉迟定州墓石椁(公元457年)、宋绍祖墓石椁(公元477年)(图3)和云冈石窟(第1、3、82、9、10、12、21窟)中,可以看到一些仿木构的雕刻,这些雕刻都是柱顶置栌斗,之上置横枋,枋上置一斗三升斗栱与人字栱,斗下均施皿板;北魏迁洛以后,龙门石窟的古阳洞中,柱头使用了一斗三升重栱,人字栱中立蜀柱,斗下施皿板(图4)。到北齐北周时期(公元550—589年)斗下皿板的做法被废除[6],实例见于北齐天龙山第16窟、北齐天统五年(公元569年)河北定兴义慈惠石柱上石屋与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凉州萨保史君墓石堂上的仿木构石雕中斗栱(图5),其斗下均未设置皿板,人字栱两脚弯曲,栱头出现内凹的曲线。

  图1 四龙四凤铜方案斗栱细节图
图1 四龙四凤铜方案斗栱细节图

  图2 方案斗底的“皿板”细部做法图
图2 方案斗底的“皿板”细部做法图

  图3 石椁皿板实例——处理图
图3 石椁皿板实例——处理图

  图4 石窟寺皿板实例
图4 石窟寺皿板实例

  图5 斗下皿板消失的实例
图5 斗下皿板消失的实例

  图6 法隆寺五重塔附带皿板的栌斗
图6 法隆寺五重塔附带皿板的栌斗

  图7 晋东南地区五代宋金建筑斗子形制地域分布图
图7 晋东南地区五代宋金建筑斗子形制地域分布图

  随着建筑营造技艺的发展,皿板的功能逐渐被结构更为合理的普拍枋3所代替,但是在这一过渡期还存在一种现象,即普拍枋与皿斗共用于一座建筑之上。实例见于日本法隆寺五重塔和法起寺三重塔4,这两座建筑中均设普拍枋,栌斗与皿板制成一体,即皿斗(图6)。考虑到手工技艺传播的滞后性,日本的这两座塔虽为唐早期建筑,但营造技术与手法上呈现出的是中国北朝—隋唐初期的建筑特征。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北朝时期皿板已与斗子进行融合,产生了过渡性构件——皿斗,此种形式反映了古人对斗下皿板审美印象的艺术保留。

  3 、斗子形制在晋东南地区的分布考

  晋东南古称“上党”,是中国北方地区地上早期木构建筑保存最集中、数量最多的区域;地处内陆盆地,丘陵低山,交通不便;境内“两山两河5”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天然屏障。晋东南地域文化相对独立、经济自给自足的社会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技术传播滞后,使得该地建筑与官式建筑营造手法相比时代上的后置性。

  徐怡涛先生将长治、晋城地区早期建筑斗栱中的斗子斗欹曲线形制分为“上曲下直(D1)”“上曲下撇出锋(D2)”和“斜杀内凹曲线下部不出锋(D3)”三种形式[7]。笔者根据徐先生的斗欹曲线形制分类方式,以晋东南地区的早期建筑为研究对象,探求该地斗子形制的嬗变规律。

  表1 晋东南五代宋金时期建筑斗栱中斗子斗欹形制
表1 晋东南五代宋金时期建筑斗栱中斗子斗欹形制

  表2 斗子斗欹曲线形制示意表
表2 斗子斗欹曲线形制示意表

  从五代到金元时期,斗子斗欹底部先后经历了上曲下直(D1)、下撇出锋(D2)和不出锋(D3)三种形制(表2)。从中我们看出,晋东南地区斗欹形制的发展变化是有传承、有规律的。其中,北宋晚期的斗欹曲线“上曲下撇出锋(D2)”形制与北朝时期皿斗的形制极为相似。笔者推测这种形制的出现有地方做法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当时社会上“复圣古[8]”之风。如图7所示,晋东南地区早期木构建筑斗栱中斗子斗欹曲线“上曲下直(D1)”的形制时代是五代至宋中期,主要分布于晋东南的中东部平顺、高平、陵川一带;“上曲下撇出锋(D2)”形制出现时间较短,仅出现于宋晚期50年左右的时间内,地域上集中分布于晋东南的中南部高平、泽州一带;“斜杀内凹曲线下部不出锋(D3)”的形制时代出现于宋晚期后段至金元时期,广泛分布于晋东南地区。由此可见,D3的斗子斗欹形制逐渐向宋《营造法式》所规定形制靠拢的现象,是由于北宋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9]李明仲《营造法式》镂版海行,建筑材分制也越来越受到推崇,建筑构件的逐渐模数化。在这种复杂的时间与空间的变化趋势下,很多地区的建筑形制因之改变,出现了由地方做法向以《法式》主流形制靠拢的趋势[10]。

  结语

  一座传统的古建筑由若干个构件通过榫卯结构组合而成,单体构件的形制特征与地域的分布,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特征、一种社会背景、一种地域文化。所以,对古建筑单体构件的解读就是对时代特征的解读,就是对当时营造技艺的解读,就是对当地地域文化的解读。只有对古建筑营造的深度解读,才能全面地挖掘其历史、艺术、科学、文化价值。通过对“形”的保护、研究,更好地将我们中华灿烂文明中的“神”传承下去。

  图表来源:

  图1:来源于傅熹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建筑卷》
  图2、图7、表1、表2:作者自绘
  图3:a来源于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阳高北魏尉迟定州墓发掘简报》、b来源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
  图4:来源于张毅捷、李寅、韩效《试论普拍方的起源》
  图5:a来源于李裕群《天龙山石窟分期研究》、b来源于柘文《义慈惠石柱》、c来源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
  图6:来源于张毅捷、李寅、韩效《试论普拍方的起源》

  参考文献

  [1]傅熹年.陕西扶风召陈西周建筑遗址初探周原——西周建筑遗址研究之二[J].文物,1981(03):40.
  [2] 刘叙杰.汉代斗栱的类型与演变初探文物资料丛刊(第2辑)[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222.
  [3]刘致平.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59.
  [4]杨鸿勋.斗栱起源考察——1980年全国科学技术史学术会议论文建筑考古学论文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253-267.
  [5]陈应祺,李士莲.战国中山国建筑用陶斗浅析[J].文物,1989(11):79-82.
  [6]宿白.中国古建筑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42.
  [7] 徐怡涛.长治晋城地区五代宋金寺庙建筑[D].北京:北京大学,2003.
  [8]吴旭春.疑古与复古——宋代士人学术风气与唐宋草书流变[J].书法赏评,2016(05):2-5.
  [9]徐怡涛.对北宋李明仲《营造法式》镂版时间的再认识[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7(06):6-14.
  [10] 徐怡涛.长治晋城地区五代宋金寺庙建筑[D].北京:北京大学,2003.

  注释

  1中山国(公元前414年—前296年,享国118年),建立者出自中山武公,是由白狄所建立的国家,因城中有山而得名中山国。国土嵌在燕赵之间。经历了戎狄、鲜虞和中山3个发展阶段,曾长期与晋国等中原国家交战,一度被视为中原国家的心腹大患,经历了邢侯搏戎、晋侯抗鲜虞的事件。魏国在公元前407年占领了中山国。后来中山桓公复国,国力鼎盛,有战车九千乘。公元前296年,为赵国所灭。中山国所处的太行山东麓一带,与山西的上党地区仅一山之隔,在两国长期的交战、贸易中,经济、文化等方面也得到了长足的交流与融合。目前,在晋东南地区早期建筑的铺作中还偶然能看到皿板的身影。
  2梁思成、林徽音、刘敦桢《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收录于《营造学社汇刊》1933年四卷一期一八七页)一文的“石刻中所见建筑部分”一节中对云冈石窟第八洞东壁浮雕佛殿和西壁浮雕佛殿的斗栱描述:“柱头铺作一斗三升放在柱头上之阑额上,栱身颇高,无栱瓣,与天龙山的比例不同。升有皿板。补间,铺作有人字形栱,有皿板,人字之斜边作直线,或尚存古法。”
  3张毅捷、李寅、韩效在《试论普拍方的起源》一文中,指出:“普拍方作为栌斗和柱子之间的过渡构件,就像是放在数根柱子上的一个大皿板。因此推测普拍方是由皿板发展而来,既有垫托、连接、调节高度、找平等皿板的功能,又特别在找平这一功能上远甚于皿板。从施工的角度上来看,这样做也简化了施工工序。”“根据西安兴教寺玄奘塔(唐总章二年669年)上仿木构普拍枋的形式,推测在初唐时已在木构建筑中使用普拍枋”。
  4这两座塔均建造于公元8世纪初,但日本建筑史界的普遍观点认为,这两座塔反映了日本6—7世纪由中国大陆传来的建筑技术。
  5两山两河,即太行山与太岳山,沁河与漳河两大河流。
  6马吉宽先生在《平顺龙门寺大雄宝殿勘察报告》中称“皿斗”为斗底留有脚台,文中提到:“此殿除在翼角处支撑抹角梁的坐斗无欹幽外,其它各斗皆有欹幽,其中栌斗欹幽深13厘米,各散斗欹幽深8厘米,基本符合《法式》中的有关规定。此外,各斗底均留有脚台,栌斗脚台高1厘米,其他各斗脚台高0.8厘米,这种做法在山西其他地区的同期建筑中尚未发现,在《法式》中也未见有介绍,可能是一种特有的地方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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