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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材中商人形象刻板化的原因与消解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20-06-18

  摘    要: 近年来语文教科书的商人形象多具有凶恶暴虐、冷酷虚伪、残忍贪婪、刻薄势利、贪色奸诈、贪色奸诈、薄情寡义等某种非常态的性格特征,采用的是语言的贬抑性、行为的荒诞化等书写策略。教科书中商人的负面形象的书写与选择,与我国传统士人的轻商思想及优势阶层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运营方式的认识存在着偏差直接相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要重新认识商人阶层对社会进步的作用,教科书要用刻画新时代商人形象的文章来替换原有选文或增选正面肯定商人的旧文;教学时要用现代的眼光去重新审视作品中的商人形象,应超越职业身份的差异去深入分析商人形象背后的普遍人性。

  关键词: 语文教科书; 商人形象; 教育社会学;

  迈克尔·W·阿普尔认为,课程知识的选择与分配“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而且从本质上说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1]。教科书中的知识的选择、组织、呈现以及评价等都暗含着一定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不易被学生所察觉,但当这种隐性信息被不断累积并以类型化的形式重复出现在学生的视野中,学生的认知方式、心理发展以及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人生规划、职业选择)等都无形中受到影响。如在我国的语文教科书中,编者对各个国度、时代的商人形象的认识与书写都存在着一种共同的趋向,即其中描绘商人形象的选文偏少,而商人又往往以配角的身份出场,或被塑造成应受嘲弄、歧视的负面形象。这种商人形象的塑造、呈现方式,在有意或无意地向学生传递着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生的价值取向。本文试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这些这种价值取向,判断其利弊得失,探讨解决办法。

  一、选文中商人的形象类型及书写策略

  《现代汉语词典》将“商人”定义为“贩卖商品从中获取利润的人”[2];《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104条认为,商人“指那些因其所经营的专门货物表明或因其所从事的职业表明,他对所交易的货物或他对所交易的方式有特殊知识的或技能的人”[3]。可见,只有那些具有商业行为能力,实施了商品交易活动,并以此作为自己经常性职业的人,才是真正商法意义上的商人。文学文本里的商人指既有这种词典含义又是经过了艺术加工并被附着了某种价值取向的艺术形象。这些涉及商人形象的文学文本只要被教科书编者选作课文便变成了教学文本。
 

语文教材中商人形象刻板化的原因与消解
 

  通过逐篇阅读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试验初中《语文》、2002年版高中《语文》以及2006—2007年陆续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语文》必修系列等三种教科书(统编本目前暂不列入本文考察范围),我们发现涉及商人形象的选文主要有下表所列的8篇:

  表1 三种教科书涉及商人形象篇目
表1 三种教科书涉及商人形象篇目

  上表所列选文中所刻画的商人形象都带有某种非常态的性格特征,而且可从中看出作者(编者)运用了特殊的书写策略。

  (一)商人形象的性格类型

  1. 凶恶暴虐型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中的郑屠(绰号“镇关西”)是一个“腌臜泼才”式的恶霸商人。他满脸横肉、行为张狂、言语粗暴,本性凶恶、暴虐。

  2. 冷酷虚伪型

  《雷雨》中的周朴园是一个矛盾性格的组合体,他的性格中既有封建家长的专制与残酷,又有反动资本家的冷酷阴险、自私虚伪。《守财奴》中的葛朗台也可归入这种类型,他作为资本家常以虚假的孱弱为伪装来不断地侵食他人的财富。

  3. 残忍贪婪型

  《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除了放高利贷以聚敛财富外,还在法庭争论是否按约惩罚时,坚持要求安东尼奥割肉赔偿,目的就是置后者于死地,足见其残忍、险恶。

  4. 刻薄势利型

  《范进中举》中胡屠户在女婿范进向他借盘缠上京赶考时对范进十分不屑与轻蔑,“一口啐在脸上”,污蔑其赶考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讽刺其“尖嘴猴腮”,要其“撒泡尿自己照照”。但是,后来听说范进中举后,立马称其“才学又好,品貌又好”。

  5. 贪色奸诈型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盐商孙富一看到美貌的杜十娘便顿生占为己有之邪念,继而巧施计谋结识李甲,然后抓住李甲软弱无能的缺点,用如簧的巧舌一步步地离间李甲和杜十娘之间的恩爱关系,打着仁义道德的幌子干着极为卑劣的勾当。

  6. 薄情寡义型

  《氓》中的氓借口卖丝来追求女子(“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可见其心机。因婚事暂时不如意而暴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可其暴躁。婚后对女子三心二意、薄情寡义(“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可见,无论是哪个时代,哪种国籍的商人,在教科书中出现时其性格特征都是极为负面的。他们在经济活动中凡是有利可图的便不择手段去经营;在人际交往、家庭生活中更是自私、虚伪、狡诈而不顾道德伦常,凶狠、残暴、恶毒而不存丝毫慈悲。

  (二)商人形象的书写策略

  进入教科书中的人物形象,是先由作者后经编者根据一定的准则进行选择和组织,并运用一定的书写方式表现出来的。目前,我国语文教科书选文中的商人形象,便是一个个运用了片面书写策略的产物。在塑造这些商人形象时,作者(编者)除了通过直接议论人物、事件而加以价值判断外(如《琵琶行并序》中并没有多少文字描写茶商的行为与性格,而是直接给予其“商人重利轻别离”的价值判断,选取了“重利”和“轻别离”等不合儒家观念的贬义词语,表达了以诗人为代表的士人阶层对茶商无情、重利的不满),还通过以下两种书写策略来表达某种价值判断。

  1. 语言的贬抑性

  通过人物自身的语言来反映其特有的地位与性格。伯恩斯坦对不同阶级的语言进行过研究,他认为“社会阶级不同,运用语言的习惯也不同。社会结构影响语言类型,语言类型又影响认知表现模式,从而对教育成就产生影响。”他还通过实证的方式归纳出局限语言和精致语言两种语言编码。其中局限语言多被劳工阶层使用,表现形式为“1.语法结构简单,句子不完整,句型结构非常粗陋,常用主动语气;2.连接词限于简单的几个且不断重复使用;3.句型常限于简短的命令句、问句。4.机械呆板地运用形容词、副词等”[4]。所以,我们也可从局限语言的使用中反推出作者对其所描写的人物形象及形象所代表的阶层所作的价值评判。对照伯恩斯坦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目前我国语文教科书中的商人语言大多为局限语言。如在《雷雨》第一幕“喝药”这场戏中,周朴园的台词多是简短的语句、盛气凌人的局限语言。作者(编者)采用这种语言表达策略就是希望观众(学生)能从中判断出此话语发出者的地位、身份、性格特征并进而判断作者(编者)对其所表现出的憎恶或欢喜等情感倾向。在剧中,周朴园执拗地宣称蘩漪生病了,并霸道地强迫其喝药。当蘩漪不喝时,周朴园觉得自己的权威遭遇了挑战,于是他的语气变得越来越严厉,毫不顾及别人的请求,甚至辅以勒令周萍下跪的方式来逼迫蘩漪屈服:“(慢)倒了?哦?(更慢)倒了!(低而缓地)倒了来。……(向四凤,高声)倒了来!……(不高兴地)不。你最好现在喝了它吧……(忽然严厉地)喝了药,不要任性,当着这么大的孩子……(怒视)去!说,请母亲喝……(高声地)我要你说……(冷峻地)蘩漪,当了母亲的人,处处应当替子女着想,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萍儿,劝你母亲喝下去。……去,走到母亲面前!跪下,劝你的母亲……(高声)跪下!(周萍望着蘩漪和周冲;蘩漪泪痕满面,周冲全身发抖)叫你跪下。”他的语言句式短促,简单且残缺,多为祈使句,是命令的语气,辅以了冷硬的语调、凶横的态度,显然是一种典型的刚愎用者在气急败坏时所用的语言。这些非常态的言语,自然而然地会激发出观众(学生)对其贬斥与憎恶。

  2. 行为的荒诞化

  荒诞化是一种揭示社会、人生中负面因素的书写策略。当对象的荒诞行径被解剖、批判和反思时,一种与之相对的正面形象及其所蕴含的正面价值就呈现了出来。如在《守财奴》中,作者就对葛朗台的行动、神态等进行了漫画式地描写。在“抢夺梳妆匣”一节中描绘了守财奴葛朗台面对金子时的极为荒诞的行为:“老头儿身子一纵,扑上梳妆匣,好似一头老虎扑上一个睡着的婴儿。”以慢镜头回放的方式展现了葛朗台见到镀金的梳妆匣时“一纵”“扑上”“叫嚷”“想掏出刀子撬”的动作。当欧也妮想抢回梳妆匣时,又写了他手臂“一摆”、使劲“一推”等动作细节。“纵”“扑”“嚷”“撬”“摆”“推”等一系列动词本是用来描写人的动作神速、连贯、利落、强劲,而且这些动作的发出者一般是年轻人,然而这里的发出者竟然是一个七八十岁老头。在这种年龄与动作的错位描写中,作者对葛朗台所持的嘲讽、批判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不仅如此,对葛朗台神态的描写更为夸张:当看到梳妆匣上镶嵌的金子时,他“脸上露出陶醉痴迷的神色,双眼兴奋地放光”,活画出葛朗台对黄金如入中魔咒般的痴迷丑态。尤其是写其在“临终法事”仪式中,似乎已经死去几个小时的眼睛在见到金银法器时竟然“立刻复活”,“肉瘤也最后动了一下”。作者用这种夸张的描写讽刺了守财奴至死不变的贪婪。

  二、商人形象刻板化的原因

  教科书若要选取或排斥某些知识,甚至改变或歪曲、隐藏某些事实,其准则无疑要服从于统治阶级(优势阶层)对教育培养目标的规定和对课程内容选择标准的确定。阿普尔在研究早期课程专家的“社会指向”时发现,“课程从其形成的初期就植根于社会控制的土壤”。[4]又有研究者指出,在课程领域往往通过课程再生产主流文化,“优势阶级常常有一种民族优越感,他们往往把他们自己的生活类型、语言、历史、价值和规则性的结构看作是‘适当的’指导方针,所有的其他人的活动应当以此为标准。”[5]

  教科书中商人的负面形象的形成,首先与我国传统士人的轻商思想有关。我国古代一直是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社会,多数朝代的统治阶级遵从着“重农抑商”的治国策略,而处于社会较高阶层以儒家文化为处世准则的士人更是歧视追逐现实利益的商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无奸不商”等)。目前教科书的编审者属于类似于传统士人阶层中的成员,这种归属导致其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行为准则往往与商人的背道而驰——士人由读书致仕而追求“重义轻利”,而商人却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商言商”)。社会分工的差异逐渐导致了社会对士人和商人阶层的不同评价,而这种评价反映在知识上就构成了所谓“知识阶层化”。反过来,为了加强社会阶层化,知识的掌权者必然会优先选取自己阶层中为社会所认可的部分为“法定、客观知识”,同时排斥、贬低那些弱势阶层的知识。所以,当编审者“集体无意识”式地成为士人阶层中的一员,并为其代言时,必然以其传统价值观来衡量商人,商人自然会变成被非难的对象了。

  其次,与前些年统治阶级(优势阶层)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运营方式的认识存在着偏差直接相关。1949年之后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之前,优势阶层直接将经济运行方式与意识形态挂钩,对重视商业的资本主义运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拒斥,甚至在早期曾出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而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左说法。文学文本涉及称赞商人阶层讲究仁义、同情商人经营艰辛等就易因其不符合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被排除在教科书之外。一旦要挑选商人形象作为课程资源,也只会选取那些贬低商人,将商人形象刻板化的文章,目的是将其作为凸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反面教材。还有,为了维护现存社会分工的稳定,编审者也会有意舍去涉及竞争意识、冒险精神等可能存在价值争议的信息,转而选取体现公平、规范、社会主义式的团结等符合士人阶层利益的信息,这也可能是商人形象在语文教科书中不受重视的一个原因。

  三、消除商人形象刻板化的措施

  教科书选文中的商人多以负面形象为主,明显与现实中绝大部分商人是自强不息、诚实守信的形象不符。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商人在社会中将担负着改善民生、增强国力等重任,应认可甚至是赞许其贡献,而不应贬低。教科书作为建构国民心理、体现时代精神的重要载体,必须对过去所形成的商人刻板印象加以消除、进行重塑。如果教科书的编者、教师仍像过去那样简单地给商人贴上丑陋、奸诈的标签,戴着有色眼镜观看商人,不仅会影响学生成年后对商人的基本认识,甚至会造成其在未来择业时产生排斥商业的心理。

  (一)重新选择课文

  作为语文教科书中的选文,既要有典范性又要有时代性。“时代性”是指选文要关注社会的变化,联系现实生活,反映社会需求,关注当代文化,体现新的思想和观念。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商人阶层和商品经济在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等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而由经济地位的转变所引起的商人阶层在整个社会中的形象也朝着积极的方面转变,其形象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逐渐变得正面。为了反映这种转变,体现时代精神,一方面,要用以转型期社会对商人形象的正面期待为标准来重新选择那些刻画新时代商人形象的文章来替换原有选文。如新选文中商人形象的塑造要符合市场经济中自由、平等、竞争、合作、守法的价值取向,要肯定其具有艰苦奋斗、自主创业的精神以及在商场上所拥有独到的眼光、灵活的经营手法等。另一方面,增选正面肯定商人的旧文。虽说上述语文教科书选文中刻画古典的商人形象与现实生活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商人形象不一致,但也并不是说在所有过去典籍中的古典商人形象都是被贬低的、与现代精神相悖的,如司马迁就曾在《史记》中为商人立传,替商人辩护。在《货殖列传》中,他提出了“商而通之”的观点,指出商业存在对社会发展的价值,并且敏锐地发现商人发家致富依靠的不单是所谓“投机取巧的伎俩”,而更主要是其所特有的经营能力。无论是在观点确立还是形象分析上,其阐述都与现今社会对商人的正确认识有着某种契合之处。所以,我们并不能以文学作品的创作年代作为判定其是否具有时代性的标准。相反,为了与古典商人的刻板形象形成对比,在选择课文时有必要增加部分为古代商人辩护的文本。

  (二)重新解读课文

  首先,编者在编写课文时可通过单元导读、课文说明、注释、练习等辅助文字对课文进行重新阐释。由于特定时期的文学作品会自然不自然地体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以向学生明确这些历史信息有利于更好地启发其思考作者创造人物形象的某种真实意图,并做出恰当的解读。如《威尼斯商人》作于文艺复兴时期,当时新兴阶层主张“以人为本”,肯定追求财富与个人幸福并歌颂自由、爱情的人文主义精神成为社会的主流观念。所以,作者创造安东尼奥与夏洛克两种形象的意图在于将二者进行对比,以批判夏洛克式的自私、贪婪、凶残的丑恶人性,来讴歌在安东尼奥、鲍西娅等人身上所体现出的以友谊、爱情为重的人文主义精神。如果要让学生准确地领会作者的真实意图,编者在编写教材时就要详细、恰当地交代其创作背景,以说明作者的意图在歌颂人文主义而并非在贬低商人。

  其次,教师在教学时应引导学生进行多元、深层地解读。第一,可用现代的眼光去重新审视作品中的商人形象。也就是要启发、引导学生用辩证、全面的眼光看待作品中的人物,以获得新见。例如过去在教学《守财奴》时,师生多认为课文谴责了葛朗台的极端贪婪与吝啬,但是如果用当下追求发展与鼓励竞争的观念来评判葛朗台的行为,那么所得结论可能就与此前的并不相同,当然也不会违背事理:葛朗台生活在19世纪上半叶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法国,以葛朗台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恰恰是当时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正是他们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正因为葛朗台们用大量的财富参与市场竞争,才使整个社会的资本得以迅速累积。他们的竞争意识也给社会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当然,教学时也要带领学生结合课文去分析葛朗台们性格中的贪婪、吝啬等。第二,超越职业身份的差异,深入分析商人形象背后的普遍人性。过去教师针对含有商人形象课文的教学,阐释时常常过度拘泥于商人这一群体的“身份符号”,如果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发现教科书中商人身上所显现出的种种负面特征也常出现在其他阶层的成员、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身上,所以阐释时即使是对商人形象持批判的态度,也要提示学生注意这些劣根性可能是一种普遍的人性。例如葛朗台的吝啬与贪婪并不是因为其隶属于商人这一阶层(职业)才拥有的,而是因为人性中的吝啬和贪婪往往在经商活动中可以表现得更加鲜明突出,所以作者将吝啬和贪婪的性格特征烙在了商人身上,然后又附着给了葛朗台。因此,在引导学生认识葛朗台的贪婪与吝啬时,就不能仅仅围绕商人这一特定社会身份展开分析,而是要逐步引导学生在认识这个人物形象时能淡化其商人身份而思考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劣根性。

  参考文献

  [1]阿普尔.意识形态与课程[M].黄忠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136.
  [3]任先行.经济法学[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459.
  [4]吴永军.课程社会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59,160.
  [5]黄忠敬.知识·权力·控制--基础教育课程文化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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