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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景观的制造促进农村教育社会的形成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21-02-22

  摘    要: “学校上移”意义上的“文字上移”只是中国农村教育变迁的一个侧面,是不完备的“教育经验”抑或“教育体验”。当跳出学校去看教育与农村社会的互动、发展,能看到新的社会现实。可以说,在另一个层面,农村学校的部分抽离并非“文字”的离场,而是文字与农村社会进一步结合的表征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进程与结果。基于教育景观的视角对农村教育变迁进行再讨论,发现教育与农村的关系经历了从“溢出学校”到“嵌入乡村”再到“融入社会”的演变过程,教育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日益密切而非疏远,并最终向“教育社会”迈进。

  关键词: 教育景观; 教育社会; 教育变迁; 文字上移; 教育社会学;

  Abstract: The so called “words moving upward”meaning that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demands and supplies are withdrawn from the countryside into cities (which is also known as “schools moving upward”) is only one aspect of the educational changes in China's rural areas,which is an incomplete“educational feeling”or“educational experience”of the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s countryside. When we look beyond the school to see the interaction and development between education and rural society,we may be able to find a new reality and truth,or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withdrawal of schools from the countryside is not the departure of “words”but the symbol of the further combination of “words”and rural society. This is actually the inevitable process and a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Revisiting the changes in rur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landscape,we can fi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rural areas has undergone a process of evolution from “school overflow”to “rural embedment”and then to “social integration”. That is,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lose rather than distant and will finally bring about an educational society in the rural areas.

  Keyword: educational landscape; educational society; evolution of education; words moving upward; sociology of education;

  一、问题意识

  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与发展,自2000年我国基本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至今,已逾20年实现学龄儿童净入学率99.11%以上。2019年,全国小学净入学率达99.94%,初中毛入学率为102.6%,已相当于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如此成绩亦不止于义务教育阶段,在高等教育阶段,有研究者认为自1949年以来,中国高等精英教育生源开始多样化,以往为社会上层子女所垄断的状况被打破,工农等社会较低阶层子女逐渐在其中占据相当比重,基础教育的推广、统一高考招生制度的建立以及重点中学的设置等制度安排共同推动了高等教育“无声革命”的出现。2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改革后被强化的重点中学制度虽然构筑了少数农村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通道,但这种制度不仅不是缓解城乡教育不平等的良方,反而是固化城乡教育不平等的机制,“无声的革命”是一种被夸大的修辞。3然而,无论这种“修辞”是否被夸大,作为经验抑或体验的中国农村教育存在地区差异却是不争的事实。作为非“土生土长”的现代教育,学校在农村出现之初就遭遇来自社会多方的阻挠、抵制,研究者将这一曲折的进程称为“文字下乡”。4随着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以及农村地区“撤点并校”现象的规模性出现,“文字上移”又一度成为学术界叙述农村教育变迁的主流观点。5与此同时,社会发展与变迁使农村与城市的关联比以往更为紧密,对社会整体而言,每当研究者思索我们生存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之时,文凭社会、信息社会、学习化社会等一系列的词汇又几乎是不假思索的回答。而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不平等的扩大、阶层结构的“定型化”、教育回报率的上升等结构性因素使教育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从而导致社会各主体在教育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农村也莫能例外。6仔细分析发现,其中存在一个“常识性”的悖论: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农村切实发生了“文字上移”,另一方面,“文凭社会”的风波与影响也早已蔓延到最为边缘的乡村角落。如此相悖事实何以成为可能,抑或说当谈及“文字上移”时,究竟在谈论什么,是“文字”上移还是“学校”上移?
 

教育景观的制造促进农村教育社会的形成
 

  从“学校”变迁的视角去看,有研究者认为农村教育经历了从“文字不下乡”到“文字下乡”再到“文字上移”三个阶段。7也有研究者指出,近代中国虽然“文字下乡”但是却在价值层面“失去乡村”,1949年之后,虽然普及教育,却在空间层面“失去乡村”,并痛呼百余年来,中国教育不断地逐步失去“乡村”。8但是,这只是中国农村教育变迁的一个侧面,是一种不完备的“教育经验”抑或“教育体验”,当跳出学校去看教育与社会的互动、发展,也许能看到新的“现实”与“真相”。或者可以说,在另一个层面,农村学校的部分抽离恰恰不是“文字”的离场,而是文字与农村社会进一步结合的表征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进程与结果。基于此,本研究力图从教育景观的视角对农村教育变迁进行再讨论。

  何以选择教育景观作为研究视角呢?在建筑学研究者看来,景观是人所向往的自然,是人类的栖居地,是人造的工艺品,是需要科学分析方能被理解的物质系统,是可以带来财富的资源,它是反映社会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乃至于是历史。9人类学家也认为,景观不是固定的图像,也不只是人们生活的背景、场景,很大程度上,它是能动者在环境中构建自己历史的过程,在其中人们甚至可以看到总体性的社会事实。10在传播学研究者看来,只有深入把握教育景观的建构规律和教育舆论的形成规律,才能正确看待各类复杂的公共事件,为教育改革、发展注入理性的能量,而且现代社会正是教育进入综合性景观主导的时代。11现代社会在一定意义上是需要终身教育的社会、全民教育的社会,这并不是说人人都被卷入学校的围墙之内,而是指我们生活在一个教育社会中,教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甚至可以说整个社会空间已经成为一个教育空间。譬如,叶澜认为社会充满“教育力”,并存于个体参与的一切社会活动中所做的“事儿”中。12亦有学者指出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早已不是人们曾经以为的两分、从属,而是一种共生、互嵌,中国社会俨然已经是一个“教育社会”。13而真实生存于社会的人们也许时刻身处教育景观之中却不自知,通过寻求教育景观的变化历程,能帮助人们认清教育在农村的处境。基于此,本研究将分析一个西部县城(会宁县)的街道的命名、纪念馆的建设和状元历史文化园的构想等教育景观制造的故事,阐释其中的教育意义,并由此再认识教育与农村社会的互动,论证教育融入农村的过程。

  二、教育景观的制造:一个西部县城的个案考察

  社会变迁速度的加剧导致单一依赖传统学校教育难以满足积极应对社会的需要。为了跟上社会发展的节奏,学习历程已扩展到学校之外,乃至于延绵至生命的整个进程。在理论层面,早在1968年罗伯特·赫钦斯就提出了“学习型社会”的概念,紧随其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中倡导的“终身教育”理念更是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并深刻影响了教育政策的制定和社会发展。14伊万·伊里奇也指出,不只是学校,而是整个社会现实本身都学校化了。15这些观点也能为全面认识学校与社会的关系提供独特的方法引领,并为我们着力建设学习化社会提供有益的路径参考。16在现实社会实践中,学校之外的少年宫、科技馆无一不是教育的场所,博物馆、大学城也无不具有教育性的功能。教育性的景观远比人们刻意注意到的更多,稍加观察,就会发现更多的教育景观早已渗入到日常生活深处。

  (一)溢出校园的教育:街、道、巷的教育性命名

  文化铭记是道路命名中除可以标记自身所处的空间位置之外的另一重要功能。在日常生活中,道路的命名往往印刻有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意义的痕迹。因此,道路不仅是客观上供人们行走的物理通道,在一定程度上,更是表征着曾经的记忆或者向往的未来。强调对历史的铭刻和教育的号召是会宁县城道路命名的一个重要取向。

  改革开放初期,会宁县城只有一万多人,根据《会宁县城区总体规划(1987—2000)》,到1990年,县城人口规模仍要控制在2.5万人之内,规划占地也仅3.41平方公里。17当时道路按地理方位命名,比如南大街、北大街、东关北路、东关南路等。随着社会发展,会宁县城的人口逐渐增加,城区面积也逐渐扩大,道路的建设根据“随建随拆”的原则也陆续增添很多。截止2004年,县城已建成大街小巷等命名道路40余条。期间建成的道路命名比较随意,譬如,随着教场周边的建设,其附近多了几条小巷,为了方便,便根据小巷建成的顺序,命名为“教场南巷、教场西路二巷、教场西路三巷、教场西路四巷”等。其他的如北关附近的“北关东路一巷、北关东路二巷、北关东路三巷、北关东路四巷、北关东路五巷”等等不一而足。随着长征三大主力胜利会师70周年来临,加之会宁有意打造红色旅游之城,相关部门决定对县城部分道路重新命名。其中,主要道路的名字需要彰显长征文化,小巷的命名则考虑到要体现教育意蕴。2005年,会宁县民政局发布道路重新命名结果,部分名称及空间分布如表1。

  进一步分析这些街道、巷子的空间位置可以发现,在学校或者政府机构附近的巷子的名字多具有教育性含义。文昌街、文盛街、文星街、砚台巷、耕读巷的命名更是直接体现了对教育的重视。政府部门通过这种街道小巷的命名完成对当地的地景制作,将意图推进的主流价值观念无声地传达给当地的人们。这种命名,一则实现了物理空间的命名,将人们纳入到物理空间的社会管理之下;二则表现了地名制作过程中的权力运作,这种自上而下的命名方式,实现了教育诉求与物理空间命名诉求的合谋;三则体现了社会变迁,社会变迁不但是物理上的客观变化,更为关键的是人们精神上的同步更新。换言之,社会变迁是物质变迁和精神变迁的合集,有外化的物质性展现,亦有精神上的自觉建构。就教育层面而言,2003年会宁县基本实现了“两基”18,为了稳固和推进教育成果,加之其教育成就在全省甚至全国范围内的传播,有必要让人们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重视教育的真实世界,而将这种体验以“街道命名”的方式表现出来,其实是营造一个教育时空的早期尝试。

  表1 2005年道路重新命名新旧名字比较
表1 2005年道路重新命名新旧名字比较

  将无形的名声化为有形的“名称”,实现了教育空间的初步营造。尽管“名称”只是作为地理标志(路标)存在,但是,这种转变具有使人认识或者说了解当地教育的效果。在没有进行这样命名的之时,他人了解当地的教育只能通过去学校观察或者访谈当地的民众,而将街道命名为“文盛街”“耕读巷”之后,即便是在学校之外,也时常可以看到强调教育的标志。在凯文·林奇看来,清晰可见的可识别环境可以给人们提供重要的情感慰藉,它们不仅给人以安全感,而且可以强化人们的内心体验的深度和强度。19这种视觉上的注意分配可以提醒人们身处的空间,对教育的重视是发生在他们生活的真实空间,而非虚幻的想象空间,是时刻环绕在他们周围,可以近距离接触而非被问及才存在,那不是发生在过去,而是发生在真切的现在。人们建构了自己生活的社会空间,又被生活的社会空间所形塑。同理,人们对社会空间命名,而命名后的社会空间也会反过来引导人们重视某种东西。自上而下的街道命名向当地人们传达的是重视教育的信号,在公共空间,这种命名体现了允许当地的人们看到什么,无声中完成了对当地人的自我和社会身份的建构。

  (二)“教育展馆”:一个微缩教育社会的建造

  文化传承的主要原因是可以记载文化的各种器物的发明,其让文化非止于“口耳相传”。文字的出现使文化可以传承到更遥远地方和更为久远时间,其他的物品、人造物和人工制品则让历史表现更为真实、可感。这些器物中镌刻着文明的历程,默默教导着人们从何而来。对于社会大众来说,博物馆、纪念馆等是近距离感受这些记载人类历程的常见场所。在全国各省几乎都有“历史博物馆”“历史博物院”供人们参观、学习。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得益于官方的刻意主导、社会发展带来的经济资本的注入和旅游行业的蓬勃发展,博物馆、纪念馆的数量和类型也越来越多,从综合性的博物馆到分门别类的专题纪念馆,近些年都是逐渐增加的趋势。在教育领域,中国科举博物馆、状元博物馆、考试博物馆等类型的博物馆在各地也有陆续兴起,譬如,南京的中国科举博物馆、上海的中国科举博物馆、曲阜的中国状元文化博物馆、苏州状元博物馆等。这些科举博物馆或者状元博物馆一般都是建在城市,且多冠以“中国”的名义,而建在县城的教育博物馆并不多见20。这些博物馆多数依托于旧有建筑,如南京的中国科举博物馆是基于江南贡院发展而来,曲阜的中国状元文化博物馆则建于曲阜的三孔景区内,依托于儒学首倡之地,而苏州状元博物馆则在潘世恩故居的基础上改建而来。真正辟地另建的教育博物馆则十分稀少,其中主要反映建国后教育历程的教育博物馆、纪念馆或者教育展馆则更是寥寥无几,会宁教育展馆却是其中之一。

  2003年会宁县通过“两基”国家合格验收,加之社会新闻媒体的传播,会宁的教育故事愈加广为人知。“打好教育牌”成为会宁历届政府的重要发展战略,建造一所反映会宁教育史的展馆日益被人提及和关注。2011年,为配合甘肃省全省“两基”迎国检运动,扎实展现教育成就,建设会宁教育展馆被列为会宁县委、县政府2011年全县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根据规划,展馆楼上下四层,一二层是展馆区,分为综合布展和弧幕电影两个部分。其中,综合布展以展示“三苦两乐”会宁教育精神为主题,结构上设一个序厅,五个单元。序厅安排两幅彩雕,同时以石刻方式展示自明洪六年至2010年间影响会宁教育发展的大事,五个单元则分别是教育历史沿革、“三苦两乐”教育精神、自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的教育工作成绩、各级领导关怀和新闻媒体关注报道。在展示方式上,展馆以实物、图片、文字和主题LED、投影、幻影成像、电动图表、电子翻书、多点触摸屏、电子沙盘、液晶电视等电子类高科技手段多途径记录和展现了会宁600余年,尤其是建国后的教育历程。将600余年的教育纳入到同一个时空之下,人们穿梭其间,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勾连。

  与街道的教育性命名不同,展示教育实物给人更直接、强烈的视觉冲击。将道路命名为“文化路”“砚台路”固然可以给人留下重视教育的想象空间,但是却没有实物的填充来的真实。社会的构建不仅是具有无形的“名”,也需要有形之“物”。现代社会是一个图像化却又不止于图像化的社会,语言文字的普及虽然将教育推及人人,但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仍力有未逮。生活世界的直观更多是来自于“所看即所得”,人们直接看到的事物往往比需要思考才能发现的结果更能获得普通大众的注意力,教育展馆比简单的街道命名更能让人们直接观察到教育的存在。

  通过立体的教育场景模型和照片,人们可以直观地观察到曾经的教育情景。这些场景不仅再现过去的景象,也为后来者构建其自己的教育状元县历程提供了素材和印象。于此,他们意识到那些过去的教育历程不只属于过去人,也是构建他们现在教育体验的基础。景物展示的是过去,影响的却是当下,展示曾经的教育是让当下的人们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正如展馆中一次次出现的“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那句话一样,这是当地人的文化观念、生活观念,也是德波所说,“景观,是物化了的世界观”。21空间命名的叙事性较弱,甚至很难从中体会到叙事。通过模块式设计,人们将不同时空串联起来,诸多曾经教育场景的叠加,形成连续的教育情景,这既是复刻过去,也是在建构参观者的记忆,乃至重建他们日常生活的综合印象。为了构造完整的教育时间链,展馆根据时间顺序将会宁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都尽量做到展览,此外,对教育实践的展示,既包含教育领导者、学校创建者的事迹也囊括普通群众的教育态度和行为。如此设计,背后却有更多的社会意蕴。学校的建设者或者教育部门的领导毕竟只能代表少数人,甚至可以说只能代表那些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文化实力的人,并不能真正体现底层人民的想法和行为。展现底层群众的教育行为则更容易实现对普通群众的行为感召,展品以可视化的形式向人们传达最为贫困的地方也非常重视教育,甚至可以在教育上取得更大的成就的观念。这些展品表达了几乎所有人的梦想和情感,体现的是社会文化现象,不是个体的单独行动,而是生活在这一环境下的群体的选择。

  教育纪念馆实现了一个微缩的教育历程叙事,并将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都纳入到这个历史叙事中来,让其感觉到自己是其中的一份子,从而获得一种情感上的认同和思想上的接纳。当地会专门组织学生参观,自发的前来参观的学生也是络绎不绝,有的人会在出口处的留言本上写下自己的感触。其中诸如“这是历届老师用汗水换来的,货真价实,我们应该尊重和弘扬这个称号,以此为目标,做好自己”“穷山沟里出状元———逼出来的。生活所迫、家庭普遍贫困。念书几乎为所有大人的愿望、激起我们对世外的渴望之心”“穷山沟里出状元———逼出来的。生活所迫、家庭普遍贫困。念书几乎为所有大人的愿望、世外的渴望之心。无影响。”“千千万万会宁学子共同努力的结果。激励我更好的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会努力的,我爱一中!!!”“我相信我们在这个地方终有一天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也应该为此努力。这是荣誉。要更加努力,考名牌大学,努力向足够优秀的我去修炼吧!”的留言更是常常出现。

  这些留言说明了什么呢?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们在参观这座教育展览馆的时候的心态充满敬仰,说明他们看到的不再是静止、孤立的“他者”的故事,而是将这些实物当作一种文化去认同,所以才会说“是学习的动力,我们不能让这个称号蒙尘,让后人耻笑”“我觉得自己要对得起这个称号,每个人都应该努力,为县争光”“自豪,使自己更有雄心走出去,做出一番事业”。可见,参观教育展馆就不再是通俗意义上的“旅行”,也非唯是“研学”。教育展馆以自身独有的观感设计将当地文化,尤其是重视教育的文化传递到参观者心中,这其实也是当地教育部门和行政部门建设教育展馆的初衷。景观既是社会舆论的触发器,也是社会舆论的载体;公众受景观刺激发表意见,公众意见通过景观传播,最终成为景观的组成部分。22这些留言、感慨何尝不是后来者的“教育景观”呢?教育展馆,作为一个立体化的空间,展示的一切事物在这里具备了神圣性,让人感受到重视教育行为的伟大、崇高、让人敬仰,他们或有意或无意地将自己带入到这个教育性的场景中,恰恰实现了教育展馆的教育推广、定位意义。尽管照片、报道是私人的,故事是别人的,但是其所处的场景让这一切都不再是私密、无关自己,而成为一种公共的情感纽带,连接前来参观的每一个人,甚至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深处。

  (三)状元历史文化园:嵌入社会中的教育景观

  从街道巷的命名体现教育性到作为一个微型教育世界的教育展馆的建设,只是会宁将自身打造为教育名城教育社会的部分举措。这些教育景观也只是一种“集中景观”,而集中景观固然可以以国家力量营造偶像、宣传典型,成为象征,但是,却不可避免地具有将周围环境排斥在外的固有特征。23紧靠上述两个手段固然可以实现让当地人重视教育、致力于发展教育,但这只能促使人们增加教育投入,却难以从这些免费的场所为社会带来直接、实质性经济效益。当地的决策者真正致力于打造的是品牌是“绿色农业、金色教育与红色旅游”,将会宁建设为“西北教育名城”的目标一直没有改变。没有脱离社会需要的教育,通过教育实现“教育脱贫”,实现“教育改变命运”的目标更是根本。

  在当地,有“状元酒楼”“状元府邸”“状元书店”等场所,除此之外,当地的亚麻籽油商家也打起了“状元文化”的主意。当地盛产亚麻籽油,宣传亚麻籽油的广告就声称取得好的教育成就和学生经常吃亚麻籽油有关,甚至有加工亚麻籽油的公司就叫“××状元红食品有限公司”。而浙江大学某特聘教授声称“会宁孩子之所以聪明,人才辈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会宁人世世代代种植亚麻籽,吃亚麻油,亚麻油是世界上含α-亚麻酸最高的植物之一,而α-亚麻酸有利于大脑发育,提高记忆力和思维能力。”也无意中为之做了背书。这些“状元”招牌构成了来自商业群体的早期重视教育景观。但是,“教育宾馆”“状元府邸”多为依附教育之名创建的场所,大多数都是单方面的利用教育之“名”,其固然可以表现当地人重视教育的行为,但是难以真正带来文化上的“震撼”,很难带来实质性的“视觉”冲击。将教育如何更好地和当地的整体社会发展相契合也因此成为当地考虑的重要问题。结合发展情况与城建规划设计,一个新的项目正在兴建之中:状元历史文化园。

  状元历史文化园位于会宁县北城区,占地面积45.35万平方米(680亩),总投资5.21亿元。文化园框架为“一园三阶”“一街五廊”“十个功能片区”的空间结构。通过规划和建设,当地政府将该地历史上出现过的名人,或者曾到访过当地的名人完整地聚集起来,实现将教育空间延展到学校之外,将教育文化、状元文化融入到居民的生活之中。根据当地有关部门统计,该广场建成之后,将成为新的旅游景点,预计可提供2000个以上就业岗位,年创造经济收益超过5000万元。在这里,教育景观的文化功能和创造经济财富的功能实现了同步,它们不仅具有教育性,也具有拉动经济增长的可消费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的主导和政策刺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那些埋藏在历史中的教育文化,才能给人带来更为强烈的重视教育刺激,也更为契合当下的社会形势,县委、县政府也多次展开建设“金色会宁”“教育强县”“文化大县”的政策宣传。本来就认识到教育、文化和商业经营关系的部分商人也开始寻找新的路径,以谋求事业发展。某商家将“耕读文化与餐饮”联合起来打造“古今会州耕读餐饮坊”便是其中之一。在空间布局上,他们将走廊设置为回字型,并根据会宁县几千年的历史排列各个包间顺序,在走廊的转角处设立不同时代会宁县的不同称谓标识,以彰显历史的进程。在内部陈设上,他们一方面收集当地传统耕作工具和生活起居用品,如犁子、簸箕、斗笠、担子等将餐厅的走廊装饰起来,打造一种艰苦朴素的田园耕作情怀;另一方面,收集一些名人字画、奖状和书籍将各个包间进行修饰,营造一种受文化人喜欢的文化氛围。除了装饰之外,包间的命名也别有意思,有的包间被命名为“武魁”,有的则命名为“文魁”,还有的命名为“折桂”等等。

  商家如此的经营模式和装修风格不再是简单的使用“教育”“状元”字眼,而是将真正可以体现教育和状元的物品,尤其是体现重视教育、看重读书的东西展现出来,潜移默化中也创造了新的教育空间。这种陈列模式,让几乎所有走进这个地点的人无论消费与否、消费多少,都可以看到会宁教育的某些面貌,回味会宁文化、味道,甚至很多的顾客来此就餐本身就是冲着其独特的文化品位而来。于此,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单方面的消费状元文化,或者说表层地、标签式地利用状元文化、教育文化牟利,而是将自身打造为教育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创造出新的状元文化、教育文化。

  可见,随着社会的发展,当地政府、群众和企业商户合力将该县打造成一个教育社会。政府部门规划设计的“教育景观”为当地打造教育社会提供制度上的引导和整体性的部署;意图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学生及其家长则为当地教育社会的制造提供群众基础;处于政府与学生家长之间的企业商户则利用自身资源优势,一方面利用着教育名声另一方面也为教育名声的维持助力,并积极参与到教育社会的创造中来,三者共同实现了会宁县创造教育社会的集体动员,教育社会的制造不是会宁教育发生“突变”的结果,而是其固有的教育生境变化加上社会发展共同作用的产物。

  也应该看到,这种“教育社会”并不完善,甚至只是会宁教育“符应”社会的方式,是社会发展促使当地产生这种样态的“小环境”。农村地区的学校模仿城市中的教育理念与方法,是长期存在的社会事实,农村学校总是试图亦步亦趋地追随城市学校的脚步,但是农村地区落后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状况很难能够像城市那样给予学校提供有力的社会支持。未来科技的发展可能会颠覆已经施行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教育模式,譬如,知识共享、精准化个性教育与智能化的教育环境可能会成为教育的常态。这些教育理念与行动优先发生在城市地区的可能性极大,对于相对落后地区,尤其是其中的农村地区,这种教学模式不仅对学校、学生,对学生家长、社会都是严峻的挑战。无论被迫还是主动参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都弱于城市的他们都面临比城市更多的“不适”。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这符应着教育走向、未来,不论学校在农村撤并与否,农村地区势必会为了赶上城市教育的脚步而“披棘前行”。将会宁教育发展的历史和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相结合,更能真正看清其发展的社会逻辑,对于广大的农村地区而言,会宁教育只是其中一个缩影,其发展同样和其他农村地区的教育一样,受社会整体制约。

  三、教育社会:社会发展与转型的结果

  农村教育的发展规模深受乡村所处的地方文化、经济、社会的影响,但是其发展从来不曾真正自主、自由。即便是在“文字下乡”之前的时期,农村教育抑或教化也没有脱离惯行于城市的“礼数”,“文字下乡”之后的农村教育更是深受社会整体大环境、大结构的影响与制约。教育内容面向的城市化、科技化甚至未来化倾向决定了农村教育很难在引领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上具有比城市更多的话语权。农村教育的发展演变,固然有其时代的阶段性,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只能是社会整体中教育发展阶段的缩影,甚至也只是城市教育发展的“慢速”版本、复刻或临摹。这样说并非否定农村教育发展历史的独特性和特殊性,而是指人们只有将发生于地方发生于区域的农村教育历程放到整体的社会大环境中才能真正理解它何以如此的真实意义。会宁教育的发展历程经历从无到有,从“名不见经传”到成为“教育状元县”的历程,再到如今他们正在建设的“教育社会”,其实也是中国广袤土地上发生的教育场景的一部分,是教育从“悬浮”于乡村到“嵌入”到乡村的发展历程。

  其“名不见经传”的时期也是我国农村现代教育相对落后时期,兴起的历程也几乎与1949年后广泛推行的“文字下乡”同步,政府、媒体对会宁教育的重视和报道也有以宣扬贫困地区的教育经历来激励广大农村地区发展教育的政治和社会用意;建设“教育社会”的举动也和社会转型相契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亦历经数次教育改革。但是其间诸多重大教育改革,均为作为政治—经济的教育改革,亦即基于政治—经济需要和逻辑推论而操持的教育改革,这种改革缺乏文化的视野,难保文化的传承与积淀,因此需要一种基于社会———文化的教育改革。22社会发展与改革理念的变化为教育改革的改变提供了可能,建设“教育社会”正是这一改变的“写照”。社会发展,尤其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当地人们,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或是群众积极投身到教育中提供了经济资本,而崇尚文化的传承而非片面为了经济的发展的社会发展观的转变则为政府、企业的大资本流动到文化创建项目注入了动力。“教育社会”不是为了片面追求“升学率”,甚至政府和商家的某些举措完全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但是,“教育社会”的构建却承载了当地的“重教”文化,其社会———文化功能的作用甚至超过“政治———经济”作用。

  这里的教育社会并不是指会宁县人人都有闲暇时间学习以应对变化的世界,而是指会宁县当地为营造崇尚教育、鼓励学生上进的社会生境,有意识地创设的教育空间,这种空间延展到学校之外,并深入融合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的一种社会环境。教育,从来都不曾脱离社会,不仅不能够脱离社会整体环境生存于真空之中,也不能脱离具体的时空背景,时刻“悬浮”在一方一地一域之外。基于“长远视野”而对教育在推动社会发展中可发挥的作用进行的“根本性判断”和基于“现时效用”而对教育在某一时段内可显示的用途的“功利性判断”是判断社会对于教育重要性的两种手段,而现实中,社会对教育的重要性的总体判断便是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判断复杂互动的结果。24

  从长时视野来看,重视教育是当今社会的普遍潮流,文凭至上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社会事实,甚至有人断言这是一个“文凭社会”,无论寒门能否出贵子,农村地区的孩子经由教育走进城市仍旧是一条被主要选择的路;教育也是未来社会发展主要甚至是核心推动力量,发展教育,能为农村地区赢得未来的发展取得先机。21世纪是一个人类智慧爆发式发展的时代,人工智能的发展更会带来深度的社会变革,人类如要在这场人与人工智能的竞赛中保持优势,教育是最为关键的途径,智能社会也许农村地区存在教育领域“弯道超车”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建立在农村地区重视教育的原则之上。从现时功用来看,诸多教育“景观”的构建可以直接影响当下的学生,带动学习积极性。这些教育景观记载了当地的教育事迹,连接了历史与现在,实现了文化长时段的传承与弘扬。那些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者的榜样力量给当下乃至未来的学子带来精神上的激励和鼓舞,让其奋然前行。具有教育文化气息的商业场所则既可以以此为宣传吸引客源,提高经济效益,也可以寻求到相关政策的扶持,实现双赢。

  教育融入乡村的教育社会,不会发生在过去,只能是社会发展、转型的结果。首先,“文字下乡”时期的农村不具备将“悬浮”于当地社会的教育彻底融入日常生活的条件,落后的经济状况也不能够为诸多教育景观的建设提供资金支撑;其次,只有农村地区通过教育确实实现“知识改变命运”的案例真实发生之后,人们普遍认识到“教育有用”的现实性,才可能实现由被迫参与教育到主动参与教育的转变;再次,教育社会是一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时代变迁留下的教育景观恰恰是教育社会被构建出来的过程印记。教育社会是从点到线再到面构建起来,是起于局部并最终延展到整体的过程,也是教育真正由“悬浮在乡村”到有机“嵌入乡村”的必然结果。

  注释

  1教育部:《中国教育概况---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情况》,2020年8月31日,http://www.moe.gov.cn.forest.naihes.cn/jyb_sjzl/s5990/202008/t20200831_483697.html,2020-10-16.
  2梁晨、李中清等:《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3应星、刘云杉:《“无声的革命”:被夸大的修辞与梁晨、李中清等的商榷》,《读书》2015年第2期。
  4(1)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5(2)程天君、王焕:《从“文字下乡”到“文字上移”:乡村小学的兴衰起伏》,《教育学术月刊》2014年第8期。
  6(3)吴愈晓:《社会分层视野下的中国教育公平:宏观趋势与微观机制》,《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4期。
  7(4)姚荣:《从“嵌入”到“悬浮”:国家与社会视角下我国乡村教育变迁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4年第4期。
  8(5)饶静、叶敬忠、郭静静:《失去乡村的中国教育和失去教育的中国乡村---一个华北山区村落的个案观察》,《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2期。
  9(6)俞孔坚:《景观的含义》,《时代建筑》2002年第1期。
  10(7)朱晓阳:《小村故事---地志与家园(2003-200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页。
  11(8)骆正林:《教育景观的建构和教育舆论的形成》,《高等教育研究》2014年第8期。
  12(9)叶澜:《终身教育视界:当代中国社会教育力的凝聚于提升》,《中国教育科学》2016年第3期。
  13(10)程天君:《从“教育/社会”学到“教育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年第2期。
  14(1)徐辉、李薇:《迈向学习型社会的重要宣言---写在〈学会生存〉发表40周年之际》,《教育研究》2012年第4期。
  15(2)[美]伊万·伊里奇:《去学校化社会》,吴康宁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7年,第8页。
  16(3)吴康宁:《破除学校神话走向学习化社会---〈去学校化社会〉译者导读》,《教育学报》2017年第5期。
  17(4)会宁县人民政府:《会宁县志》,2019-01-14,http://www.huining.gov.cn.forest.naihes.cn/html/mln/hnfz/zjyl/201811/25604.html,2019-10-12.
  18(1)甘肃省人民政府:《甘肃省人民政府文件》,2004-04-30,http://www.gansu.gov.cn.forest.naihes.cn/art/2004/4/30/art_4783_213283.html,2020-03-12.
  19(2)[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项秉仁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年,第4页。
  20(3)并非没有,在安徽休宁县有一座中国状元博物馆,该馆筹建于2004年,2008年开始对外开放。其坐落于休宁古代县衙遗址上,以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海阳钟鼓楼为中心,由状元文化广场、状元文化公园、状元阁、附属庭院四大部分组成,总占地面积200多亩。
  21(1)[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页。
  22(1)骆正林:《教育景观的建构和教育舆论的形成》,《高等教育研究》2014年第8期。
  23(2)[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1页。
  24(1)程天君:《改革教育改革---从作为政治-经济改革到作为社会-文化改革》,《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2年第2期。
  25(2)吴康宁:《教育究竟是什么---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再审思》,《教育研究》201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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