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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视角探究课外补习不良现象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18-10-26

摘要

  Abstract:Extracurricular tutoring, also named shadow education,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that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receive some tutoring or training about school subjects or arts, which is really common at present.Based on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examines this phenomenon and finds that the society highlighting educational background, the function of extra-curricular tutoring of promoting social flowing and families'pursuit for cultural capitals boost this phenomenon.However, the blind development of extracurricular tutoring may intensify contradictions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udents and parents, teachers, and even cause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inequity.Therefore, some suggestions are made according to the facts.On the one hand, good social environment should be constructed to lead people to hold right conception of education.On the other hand, the government is supposed to implement policies to control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inequality by extracurricular tutoring so as to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Keyword: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extra-curricular tutoring;social effects;sociology;

  近几年, 课外补习 (education supplementary tutoring) 在我国迅速蔓延, 从大城市到小县城, 各类辅导机构林立, 招生广告单纷飞, 这已经成为不少中小学校门外的一道独特景观。放学后参加补习教育不再是少数家庭给孩子提供的奢侈品, 而已成为大部分孩子的必需品;课外补习的盛行也不仅仅是一个教育现象, 而已成为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社会热点现象。斯蒂文森和贝克将课外补习界定为“发生在正规学校教育之外, 旨在提高学生学业表现的一系列教育活动”[1]。补习教育有两种主要形式———非正式组织的家教 (private tutoring) 和机构化的校外培训 (cultivate/training) 。[2]在补习教育的内容界定上不同学者存在分歧, 主要在于是否包括音乐、美术、体育等专项培训。现今高考招生中, 不少地区对艺术特长生实行加分政策, 不少高校低分招收各类特长生, 可见, 艺术、体育等专项培训也属于课外补习教育的范畴。因此, 课外补习是指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在学校教育之外, 参加的有关文化课或艺术方面的辅导或培训, 主要形式包括参加各类补习班和聘请家教。

  在国外的许多文献中, 课外补习更多用“影子教育” (shadow education) 一词来指代, 因为补习内容与学校课程内容类似, 如同主流学校教育投射的一个影子, 这一概念在2007年才被引入中国。[3]然而, 有学者指出, “影子教育”已经难以准确概括近年来补习教育的特征和性质, 它已经走出主流学校教育的“阴影”, 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正式行业”、一种重要的教育方式, 甚至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2]一个明显的事实是, 虽然我国政府在义务教育公平问题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教育改革, 但由于课外补习教育所同时具有的社会再生产功能, 使得政府在针对学校教育中的公平政策的成效被削弱, 对实现义务教育公平目标构成了严重挑战。[4]

  课外补习对教育和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大, 吸引了各个学科的关注与研究, 本文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和透视这一现象, 主要回答以下问题:我国当下课外补习教育的发展态势如何?课外补习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有哪些?这一现象导致了怎样的社会影响?又该从哪些方面解决可能出现的相关问题?

  一、我国课外补习的现状及趋势

  补习教育在全世界都相当普遍,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各种形式和相当规模的课外补习教育。我国的课外补习教育出现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 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兴盛。尽管我国目前还缺乏课外补习的官方数据, 但是综合已有的主要研究文献可以管窥我国课外补习教育的整体规模, 详见表1。

表1 我国部分地区课外补习规模
表1 我国部分地区课外补习规模

  由表1可以看出, 我国大多数中小学生, 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都曾参加过课外补习。2011年,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对北京、广州、南京、哈尔滨、石家庄、西安、成都、银川8个城市4 000多名中小学生家长的问卷调查表明, 76%的家庭年均支付子女课外补习费3 820元, 其中最高的达到年均8万元。[5]由新东方优能中学联合多家教育研究机构、调查机构及媒体共同发布的《2014中国基础教育白皮书》调查数据显示, 目前国内的课外辅导市场规模高达6 502亿元, 占到家庭经济总收入的30%, 补习教育花费已经成为家庭教育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6]这些参与课外补习的学生比例以及补习教育的家庭支出都是宏观角度上的描述, 为了更清晰地了解我国课外补习规模, 还需从微观层面, 即课外补习的强度来考察。学生参加补习教育的强度通常用两个指标来衡量, 一是参加补习的科目数, 二是参加补习的时间。有研究显示, “城镇普通初中学生平均参加1.7个课外辅导班或兴趣班;城镇学生每周用于教育补习的时间, 小学学生约为9个半小时, 普通初中和普通高中学生均约为10个半小时。”[7]可见, 高年级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强度高于低年级学生。

  课外补习教育在不同社会群体间存在差异性, 主要表现为城乡差异和阶层差异。对甘肃、湖南、江苏三省789名初中生的调查显示, 城市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高于农村学生, 在省城的城市学生参与课外补习最多。[8]对上海市中小学生的调查发现, 不同阶层家庭子女课外补习的费用、内容和动机均存在差异。优势地位阶层家庭和中低层家庭相比, 补习教育的花费更多, 但占家庭总开支的比重不大;中间阶层和基础阶层家庭子女在小学参加的课外补习主要是针对文化知识类的补习, 而优势地位阶层家庭子女以参加钢琴、书法、绘画、航模及各种兴趣班, 提升综合素质为主;基础阶层家庭子女补习主要是为了补差, 而优势地位阶层子女则更着眼于培养兴趣和学科能力。[9]此外, 各类实证调查也揭示了课外补习受家庭经济收入、家长文化程度、就读教育阶段等因素的影响, 此处不再赘述。

  马克·贝磊 (Mark Bray) 是国际上系统研究课外补习的学者之一, 他认为补习教育依赖于主流学校教育, 就像影子离不开实物一样, 因主流教育的存在而存在, 其规模和形态也因主流教育的变化而变化。[10]在全球化背景下, 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和文化较量, 使校内校外以及不同阶层间的竞争加剧, 也促使了补习教育的扩张。一方面, 随着经济发展, 家庭收入增加, 家庭会在子女教育上支出更多;另一方面, 家庭对补习教育的需求又会刺激更多盈利性辅导和补习机构的增加, 使得课外补习拥有更大的市场。加之我国学校教育系统中的“升学”选拔和竞争仍将长期存在, “为了应对升学的压力和竞争, 在学校教育之外选择影子教育的补救措施无疑也是不少家长的共同行为。”[11]此外,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补习教育可能还会演变出更多的形式。可以预见, 我国课外补习教育仍然会继续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因此, 有必要对补习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及其社会效应进行深入分析。

  二、课外补习现象的成因

  从社会学视角看, 课外补习教育之所以能在当下社会中迅速发展与目前的社会环境因素、补习教育的社会功能以及家庭因素等密切相关。

  (一) 社会环境因素的驱动:学历社会和人力资本

  学历社会的大环境是课外补习现象产生的重要社会因素之一。“学历社会”是指“根据学历决定一个人一生当中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的社会”[12]1, 而“文凭”则是现代社会的学历形态。[13]《科学发展观百科辞典》指出, 学历社会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教育的目的旨在获得高地位的职业”;二是“文凭是社会最重要的通行证, 它是人们提高社会地位、求职和晋升的手段”;三是“考试是选拔和获得文凭的主要手段”;四是“成绩或分数在教育中占据主要地位”[14]192。据此可以推断, 一个人要想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 就必须具有一定的学历;想获得一定的学历, 就必须具有好的学习成绩和考试分数, 分数和成绩在获得学历的过程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可以看作是学历社会中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一般逻辑。而学历之所以能在社会中发挥如此作用, 可以用人力资本理论来解释。人力资本主要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能力。学历具有个人人力资本存量的标识功能和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功能。一方面, 学历所具有的个人人力资本存量标识功能, 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上被视为是一种筛选装置, 可以帮助雇主把符合自己要求的雇员从众多求职者中识别出来, 有助于社会通过无形的手对人力资源进行区分并合理配置。另一方面, 人力资本本身被定义为已经投资于教育的人所从事工作的市场价值, 其主要特点之一, 就是它能够为其持有者带来持久的收入, 提供现实的收益。[13]学历对于个人的社会意义可见一斑。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 高等教育文凭不断贬值, 就业市场也相应地提高了学历准入门槛, 学历越高越能得到好的职业、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 拥有高学历的人更容易在劳动力市场中抢占先机。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 家长更加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课外补习教育正是迎合了家长追求高质量教育以帮助子女提高学业成绩、拓展个人才能的需求应运而生。根据“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 (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EMI) , [15]在义务教育普及之后, 由于我国义务教育发展不平衡, 教育竞争的核心是质量问题。而课外补习教育的发展, 使得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业竞争从校内延伸到校外, 从学校教育扩展到补习教育。因此, 传统儒家文化塑造了“学而优则仕”、重视学习的民族意识, 现代理论却赋予了学历新的生命力, 学历社会的现实环境驱动着课外补习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二) 补习教育社会功能的刺激: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社会阶层化倾向日益明显, 社会分层已成为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社会分层是指依据一定的具有社会意义的属性, 一个社会的成员被区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层次的过程和现象。”[16]206这是对社会地位结构静态的描述。从动态角度来看, 个人社会地位层级可能出现上升或下降, 即社会流动。影响社会分层和流动的因素有很多, 教育是其中之一。“在现代社会, 教育在取得职业成就的过程中已变得极为重要, 因此, 在分析产生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原因时, 教育占据了中心地位。”[17]35简言之, 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 越有利于实现社会流动, 提高社会地位。课外补习作为一种“影子教育”, 对学校教育具有补充和完善作用, 还能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兴趣特长, 因此同样具有促进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功能。

  “教育是人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电梯, 学校通过考试来进行选拔, 从而决定人的社会地位。”[18]206学校教育通过考试对学生进行筛选分流, 考试成绩就成为家长和学生关注的焦点。当前, 我国义务教育发展存在区域间、城乡间以及校际间的不均衡, 家长为了争夺优质教育资源, 提高学生在校学业成绩, 于是把目光放在了课外补习上。然而, 现实情况是, 市场上的课外补习机构具有不同的类型和参差不齐的教育水平, 这表明即使同样参加补习教育, 学生的学习效果也是不同的。正是这种补习教育结果的差异性成为了学校和社会筛选学生的又一重要因素。通过课外补习提高学业水平或获得特殊才能的学生更容易进入重点学校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也为他们进入上层社会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没有参加课外补习或补习效果不好的学生则会在学校考试以及各类选拔中处于弱势地位, 更加不容易进入大学或者重点大学, 较低的受教育程度或含金量较低的文凭又成为其寻求好职业过程中的阻碍, 不利于他们通过职业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一定意义上说, 正是因为家长认识到了课外补习在学校教育促进个体实现社会分层与流动功能中的补充和强化作用, 以及长久以来秉持的“知识改变命运”的观念, 促使其在引导子女参加课外补习教育时趋之若鹜。

  (三) 家庭的需要与诉求:文化资本的积累和转换

  文化资本是指世代相传的文化背景、知识、性情倾向与技能, 它是以受教育的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 是构成社会符号的基本条件。文化资本有三种形式:一是“身体化的形式, 指的是在人体内长期地和稳定地内在化, 成为一种秉性和才能, 构成惯习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客观化的形式, 指物化或对象化的文化产品”;三是“制度化的形式, 指由合法化或正当化的制度所确认的头衔、学位和毕业证书等”[19]81。学校是除家庭以外生产文化资本最重要的场所, 而课外补习机构和学校类似, 主要功能都是向学生传递知识技能, 因此, 课外补习机构也可以看作是生产文化资本的场所之一。中小学生参加课外补习表面上是补差培优, 实际上也是在追求文化资本的积累。具体来说, 在课外补习过程中, 中小学生获得了身体化的文化资本, 体现为艺术类培训中所得到的身心陶冶等;客观化的文化资本, 体现为学习资料、书籍、乐器等产品;制度化的文化资本, 体现为参加特长比赛所得的等级证书以及升学过程中优先录取资格等。

  在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中, 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资本形式可以相互转化。参加课外补习不仅能帮助积累文化资本, 而且能促进家庭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家长通过对课外补习教育的经济投入, 使原有的经济资本在补习教育过程中转化为有利于子女在学业选拔过程中拥有竞争力的文化资本, 这些日积月累形成的文化资本能在其求职和进入社会岗位后转化为更加雄厚的经济资本。由此可见, 家长追逐课外补习教育的一个重要动机是追求和实现家庭文化资本的积累与转化, 相应地也推动了补习教育的发展。

  三、课外补习的不良社会效应

  虽然课外补习教育的存在顺应和满足了当下部分学生和家长的需求, 但若任由其盲目发展则可能导致一系列不良社会效应的产生。

  (一) 激化亲子关系、师生关系矛盾

  近年来, 我国为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 在保证基本教学任务条件下, 减少了学生的课业量和在校时间。然而, 在学校教学时间和任务减少的同时, 学生课外补习的时间和任务却在增加。“减负”并没有真正减轻学生的负担, 反而增加了其总体学业压力和负担。课外补习量的增加使学生缺乏与父母沟通交流的机会, 占据了本应用于家庭教育的时间。并且, 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而言, 是否参加以及参加何种类型的课外补习的决定权主要还是在家长手中, 因而部分学生参加补习可能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如果他们在补习过程中不能找到自己的兴趣和目标, 那么极易产生厌学情绪;不但不能达到补差培优的目的, 反而可能导致父母失望以及子女对父母的抱怨, 使亲子关系产生矛盾和隔阂。

  此外, 课外补习机构的教师在教学观和教学方法上与学校教师有差别, 这种差别最初会让学生感到困惑和不适应, 甚至对于同一个问题, 不同的教师会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这给教师、学生都带来了困扰, 也可能降低学校教师在学生心里的威信, 不利于学生对教师教学的理解和接受。长期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甚至可能对补习产生依赖心理, 不重视学校学习, 甚至抵触学校教师的教学, 扰乱教学计划, 不仅不利于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 而且最终也不一定能提升学习成绩。因此, 课外补习教育可能导致的不良社会效应之一就是激化亲子关系和师生关系矛盾, 不利于为学生营造积极的学习和心理氛围。

  (二) 加剧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

  课外补习的迅速发展, 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和家庭围绕“影子教育”进行日益激烈的博弈竞争, 反映了教育社会再生产功能的表现形式发生了重要转变, 即义务教育社会再生产功能逐渐由学校教育转向“影子教育”, “影子教育”的社会再生产功能日益凸显。[4]不少研究表明, 家庭经济总量是影响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重要因素。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高中生参加教育补习有显着的积极影响, 家庭经济地位越高, 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可能性越大。[20]马克·贝磊 (Mark Bray) 等人对香港9-12年级学生的研究也发现, 来自薄弱学校和免费学校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机会低于精英学校、国际学校和直资学校的学生, 私人课外补习市场再生了主流教育系统中的社会不平等。[21]城市学生比农村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更大, 参与课外补习教育的学生城乡背景差异明显。[7,8,20]有学者提出, 课外补习具有社会复制和社会分层效应。一方面, 补习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之间呈现正比例关系,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社会差距和社会不平等状况, 是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的具体映像。另一方面, 补习教育的发展不仅使教育获得本身不公平, 而且使一代乃至多代人的社会流动条件优于非补习者, 成为维护和加剧社会不平等的一个具体机制。在初始条件决定下, 贫富家庭的孩子参加课外补习存在差距, 导致孩子在未来的学业成绩、素质培养、机会获得等方面也存在差异, 进而在孩子一代复制父母一代的贫富状况, [22]如图1所示。

图1 课外补习维持和传递贫富差距
图1 课外补习维持和传递贫富差距

  四、课外补习的治理对策

  影响课外补习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并且是十分复杂的, 为了更好地发挥课外补习应有的积极作用, 有效消解其导致的不良社会效应, 家长、教师、社会媒体以及政府等主体都应做出积极行动。

  (一) 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引导家长和教师树立理性教育观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多元文化并存, 人们的“功利”心较强, 思想偏于浮躁。在教育问题上, 一方面, 国家大力推行素质教育;另一方面, 学校仍然坚定地将成绩和分数作为学业评价的标杆, 潜在地加剧着学生间学业成绩的竞争。因此, 需要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引导教师和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家长应该有定力, 不因为其他孩子参加补习带来的压力而盲目要求自己的孩子也参加补习。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规格、多层次的, 而教育的本质是“激活生命, 灵动学生。”[23]因此, 教育的重点不在于表面上学业成绩的高低, 而是要培养孩子拥有健全的人格和独立的精神, 能够拥有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需要的自主学习能力。

  家长是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重要影响因素。家长应该理性对待课外补习, 不应该盲目攀比价格、环境及谁家孩子参加的补习班多, 而应该看补习的针对性和补习效果, 因而有必要引导家长正确评估孩子能力, 不要给孩子施加太多压力, 不要报过多的、超过学生负荷的辅导课程。课外补习只有对症下药, 遵循教育规律及学生个体的发展规律, 才能真正达到培优补差的目的。因材施教是教育过程的一个重要原则, 课外补习教育尤应如此, 家长需注意避免急功近利的心态, 以切实让孩子得到发展为主, 注意及时与孩子沟通, 防止和矫正孩子的厌学情绪。

  学校教师也应理性对待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现象, 认识到学生对于补习教育具有正当需求, 并不完全是对学校教学的不认可。面对学生对教学内容或方法的质疑, 教师需要主动沟通以化解学生的疑惑和矛盾。为了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学生投身课外补习的热度, 教师应充分利用学校教学时间, 尽量将学习内容讲清讲透, 不要遗留重要内容让学生不得不在课后去校外补习解决。

  (二) 出台调控政策, 抑制课外补习再生产社会不平等

  如上所述, 虽然课外补习可能引发教育不公平、社会不平等, 但它作为主流教育的“影子”, 满足了家长和学生对优质教育的利益需求。只要学校教育存在不均衡的实际, 补习教育就有其生长发展的土壤。在此背景下, 国家在对待课外补习问题上, 既不能一刀切或全盘否定, 也不能坐视不管而任由其盲目发展, 应出台相关政策对补习教育的发展进行调控和引导, 抑制其再生产社会不平等的不良效应。

  首先, 课外补习作为主流教育的“影子”, 它的滋生蔓延反映出学校主流教育自身存在问题。一方面, “素质教育”理念没有落实到位, 学校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仍然主要以考试、升学为中心, 直接或间接地强化了学生对于成绩和分数的竞争意识, 忽视了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 学校和教师存在对教育政策的片面理解, 例如将“减负”认为是课堂上不用把知识讲太深或者少布置课后作业等, 从而导致学生为了增强考试竞争力而额外花费时间和金钱参加课外补习。因此, 政府需要继续增加教育经费投入, 从硬件设施和师资水平等方面提高学校教育质量, 尤其是薄弱学校, 从而缩小校际间办学质量差异, 促进主流教育均衡发展。

  其次, 课外补习机构的肆意发展会扰乱补习教育市场, 增大学生参与补习的盲目性。政府应对补习机构的设立与运行实施政策调控。其一, 建立补习学校的审批和监督机制, 对于想从事培训或家教的人员应该由相应的机构给予一定的培训与认证;其二, 根据地区的消费水平, 对补习教育制定出一个明确合理的收费标准范围, 从而缩小补习教育内部不平等的再生产。

  最后, 政府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可以提供合理的课外补习资助。研究发现, 补习效应在不同群体间存在差异, 对经济社会地位较低家庭学生的效应更强, 如果不同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机会相等, 那么参与课外补习可以缩减家庭经济社会地位产生的成绩差异, 因此课外补习可以成为促进教育结果均等的工具。[24]借鉴国外政府相关政策经验, [25,26]我国政府也可以尝试对成绩落后且家庭经济困难的在校生提供课外补习费用补贴, 帮助这些处于学习不利地位的学生缩小与其他学生的成绩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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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薛海平.中国城镇学生教育补习的实证分析[C]//2006年中国教育经济学年会会议论文集.青岛: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分会,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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