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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民众对瘟疫的认识及其防治策略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20-04-17

  摘    要: 宋代民众是防治瘟疫的重要基层力量和辅助力量,弥补了官府救治薄弱的区域。其中民间医家是防治疫病的中坚力量,一方面亲赴灾区诊治病人,发放药物,公布医方,传播官方医学知识;另一方面又积累经验,亲撰医书,精选各家名方,简化官府医方,将医药知识应用于临床治疗。地方乡绅、僧人、道士采取了发放药物、施舍粥食、捐献家资、掩埋尸体、祈神驱疫等措施。普通民众对疫病的认识和态度极为复杂,采取的防疫措施也是多种多样。受国家提倡和官府防疫措施的影响,宋代社会民众对疫病的态度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认识到医药知识是防治疫病的根本和关键,“按方剂以救民疾”和“依方用药”成为宋代医疗发展的新方向,极大地促进了医学方书的产生和药物的应用。

  关键词: 宋代; 瘟疫; 社会民众; 防治;

  Abstract: The people in Song Dynasty were the important grass-roots and auxiliary forces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plague,which made up for the weak areas of government treatment.Folk doctors are the backbone of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On the one hand,they go to the disaster area to diagnose and treat patients,distribute drugs,publish medical prescriptions,and disseminate official medical knowledge.On the other hand,they accumulate experience,write medical books,select famous prescriptions,simplify government medical prescriptions,and apply medical knowledge to clinical treatment.The common people ' s understanding and attitude towards the epidemic are very complex,and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measures adopted are also diverse.With the attention and guidance of the state,the attitude of the people towards the epidemic in Song Dynasty changed to some extent,and they realized that medical knowledge was the fundamental and key to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epidemic. "According to prescriptions to use drugs" became the new direction of medical development in Song Dynasty,which greatly promoted the production of medical prescription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drugs.

  Keyword: Song Dynasty; plague; ordinary peopl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宋代建立了以各级官府为主导、社会民众为辅助的疫病防治体系,其中朝廷和各级官吏是防治瘟疫的核心力量,社会民众是防治瘟疫的民间基层力量[1]144-145。社会民众包括民间医家、僧人、道士、地方乡绅和普通民众等,在国家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了辅助性的作用,救治的范围大多集中在乡村地区,以个体活动较多,弥补了官府救治薄弱的区域。尤其在疫情流行较为严重的时期,地方乡绅、民间医家和宗教人士等建立的救助机构,因分散在村社,救济活动更为直接,往往在官府到达之前率先对疫病采取初步救治,发挥的效果亦较为明显。民间医家是宋代乡村中应对疫病的中坚力量,一方面亲赴灾区诊治病人,发放药物,公布医方,传播官方医学知识;另一方面又积累经验,亲撰医书,精选各家名方,简化官府医方,将医药知识应用于临床治疗。地方乡绅、僧人、道士采取了发放药物、施舍粥食、捐献家资、掩埋尸体、祈神驱疫等措施。普通民众对瘟疫充满了强烈的恐惧,其对疫病的认识和态度极为复杂,采取的防治措施也是多种多样。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宋代官府牢牢地管控着社会民众力量救治疫病的方向,严防借助疫病救治发展宗教或农民起义。同时,对疫病救治中取得显着成效的地方乡绅、民间医家和僧人、道士等,宋朝官府通过酬以官爵、授予医职或赐予封号等措施,将其纳入国家疫病防治体系之中。

  学术界有关宋代瘟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宋代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府防治措施方面,对于宋代社会民众防治瘟疫的措施关注较少。笔者在《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一书中对此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究[1]409-449。近年来随着宋代新史料的发现和墓志铭的出土,关于宋代民间医家、宗教人士和普通民众等对瘟疫的认识、态度和采取的防治措施,仍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宋代民众对瘟疫的认识及其防治策略
 

  一、宋代社会民众对瘟疫的认识和态度

  瘟疫是一种发病急骤、具有强烈传染性、病情危重凶险且有大流行特征的一类疾病,其形成原因多是气候反常和人为因素所致。宋代瘟疫的种类有疾疫、伤寒病、时气病、天行温病、痢疾、痘疮病(即天花病)、大风癞疾(即麻风病)、麻疹、瘴疫、痄腮病、黄肿病等,通称为瘟疫[1]80-96。疫病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和健康,不仅引起大量人口的死亡,而且传播速度快,对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军事战争乃至国家统治秩序造成严重的影响,因而受到历代官府和社会民众的高度重视。从现存文献记载来看,宋代社会民众对疫病充满了强烈的恐惧,其对疫病的认识和态度,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形:

  (一)“信巫不信医”的习俗影响

  宋代社会广泛存在着“信巫不信医”[2]31或“氓疾不治,谒巫代医”[3]980-981的现象,地方巫术势力十分强大。因此,普通民众一遇到疫病,首先想到的是巫术,而不是医学。

  宋代西部地区益州路、梓州路、夔州路和利州路是“信巫不信医”较为严重的地区,当瘟疫发作时,其俗信巫而不求医。宋仁宗时期,龚鼎臣(1010—1086)在《述医》中说:“虽亲友之厚,百步之外,不敢望其门庐。以至得病之家,惧相迁染,子畏其父,妇避其夫。若富财之人,尚得一巫觋守之;其穷匮者,独僵卧呻吟一室而已。如是则不特绝医药之馈,其饮食之给,盖亦阙如,是以死者未尝不十八九,而民终不悟。”[4]1780-1781夔州路是川峡地区乃至宋代巫术流行最严重的地区,该地居重山之间,炎热多雨,当地人多病瘴疟、头痛、脾泄,略与岭南相同,“他处药材皆不至,市无药肆,亦无学医者,其俗信巫而不求医”[5]64-65。

  宋代荆湖南路、北路地区,是巫医流行较为严重的又一地区。关于荆湖北路地区,《宋史》称“北路农作稍惰,多旷土,俗薄而质。归、峡信巫鬼,重淫祀,故尝下令禁之”[6]2201-2202。黄庭坚(1045—1105)指出:“江汉之俗多禨鬼,故其民尊巫而淫祀。虽郡异而县不同,其大略不外是矣。”[7]296-297嘉佑四年(1059年)七月,龚鼎臣说:“巴楚之地,俗信巫鬼,实自古而然。”[4]1780-1781荆湖南路地区,“夫好淫祠,尚巫鬼,楚越之俗然也”[8]748。王师愈在《乞禁止师巫疏》中说:“荆楚之俗,自古信师巫,然而近世为尤盛……有疾病,不敢求医药,专信其下禁。”[9]2809

  宋代东南地区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两浙路和福建路,虽是宋代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但也存在着“信巫不信医”之风。《宋会要辑稿》载:“江南风俗,循楚人好巫之习,闾巷之民,一有疾病,屏去医官,惟巫觋之信。亲戚邻里,畏而不相往来,甚者至于家人尤远之而弗顾,食饮不时,坐以致毙。”[10]8319—8320宋人曾敏行在《独醒杂志》中记载:“江西之俗尚鬼信巫,每有疾病,未尝亲药饵也。”[11]13绍兴十六年(1146年)二月三日,两浙路地方官向朝廷上奏:“近来淫祠稍行,江、浙之间,此风尤炽。一有疾病,唯妖巫之言是听,亲族邻里不相问劳,且曰此神所不喜。不求治于医药,而屠宰牲畜以祷邪魅,至于罄竭家资,略无效验,而终不悔。”[10]8380

  宋代岭南地区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巫医活动也较为频繁。北宋时期的文献中多次记载“岭南风俗,病者祷神不服药”[6]9584—9588,“病不求医,杀人祭鬼”[12]599。曾敏行《独醒杂志》载,宋真宗景德年间,“广南风土不佳,人多死于瘴疠。其俗又好巫尚鬼,疾病不进药饵,惟与巫祝从事,至死而后己,方书药材未始见也”[11]27。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年),知南雄州朱同任满后向朝廷的奏章也说明:“岭南无医,凡有疾病,但求巫祝鬼,束手待毙。”[13]3031

  宋代西北地区陕西路泾州(今甘肃泾川),咸平五年(1002年)发生巫医毛密“以禁术疗民妻,绳缚手足,桃杖击之,自初夕至二鼓死”[12]1148的重大案件,引起朝廷震动。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春正月,王嗣宗知陕西路邠州兼邠、宁、环、庆路都部署,邠州(今陕西邠县)城东有灵应公庙,傍有山穴,有群狐出入,“妖巫挟之为人祸福,风俗尤信向,水旱疾疫悉祷之,民语为之讳狐”[12]1707。这一风俗的盛行影响到地方官吏的行政事务,“前此长吏皆先谒庙,然后视事”,气焰十分嚣张。

  宋代京畿地区巫医活动较少,但也有零星记载。如京东路睢阳(今河南商丘),北宋后期也是“里俗尚鬼而信巫,有以疠疫死者,必累月乃敢发丧”[14]522。

  上述巫医的活动说明:巫术在宋代社会有广泛的影响,无论是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还是交通不便、经济方式落后的夔州路、广南西路一带,“信巫不信医”之俗普遍存在。这种现象直接导致了普通民众在面临重大传染病流行时,首先想到的是巫术,而不是医学。

  (二)缺乏对疫病成因的科学认识

  普通民众对疫病的认识和反应,还表现在对疫病的成因缺乏科学的认识,甚至将其和鬼神联系在一起,认为疫病是由鬼神作祟引起的。如郭彖《睽车志》卷一载:

  承节郎孙俊民,家于震泽。岁除夜,梦长大人,其高出屋,行通衢,一手持牛角,一手持铁钉槌,睥睨其家,以牛角拟门上。欲钉之,梦中与之辨解,长人乃去。以其角钉对门姚氏家,其春姚氏举家病疫,死者数人。[15]4

  这种用迷信鬼神思想解释疫病成因的事例,在民间极为突出,反映了普通民众的科学知识极其有限。

  庆元二年(1196年),江南东路南康军都昌县(今江西都昌)荐坛段氏,素为富室,全家染疫,二子继亡,婢仆多死,夫妇二人病势危急,卧床不起。段氏患病后,“邻里来视及供承汤粥者,亦皆传染以死,虽至亲莫敢窥其门”。段氏有子年方二十,在鄱阳莲山院出家,闻家遭此祸难,急忙回来探试,并邀请僧泉诵读《楞严呪》驱疫。关于段氏子利用宗教驱疫的措施,洪迈《夷坚志补》记载甚详:“沙弥一步一拜,才及门,妖雾如扫,进至中堂,坐少定,一巨蛇自病房出,群僧惊惧,亟登高,敛足跏趺,朗诵经卷。末毕,蛇自举首击户限数十,流血而毙,病人登时悉愈。人以为孝心所感,沙弥复归莲山。”[16]1713尽管洪迈的记载具有志怪传奇的成分,但段氏子照看父母,给以粥药,是其康复的根本原因。

  (三)以躲代防,乱服药物

  逃避躲疫的事例在乡间较为突出,躲避也是普通民众通常采取的防疫措施之一。如景佑五年(1038年),京师开封(今河南开封)发生瘟疫,“袁氏染疾而毙已三日矣,尚未殓也”。康定二年(1041年),梓州路广安军(治今四川广安)大疫,寿安县太君王氏家婢疫,“染相枕藉,他婢畏不敢近”[17]36。熙宁六年(1073年),两浙路苏州常熟县“岁辄大凶,而水且旱,百里芜其八,人辄大疫,而逋且逃,十室虚其九”[18]524。

  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江南东路饶州石门市“连年水旱疫疾,逃移纷然”,导致“今岁蚕麦稍熟,而去者犹棘。其门居者率皆菜色,亦有老弱坐待馁死者。终日道途,更无鸟鹊”。利州西路岷州之俗,“一人病疫,阖家避之,病者多死”[19]2。庆元元年(1195年)正月,两浙西路平江(今江苏苏州)市人周翁,患疟疾不止,曾听人说疟乃鬼所为,可以逃避躲疫,于是“昏时潜入城隍庙中,伏卧于神座下,祝史皆莫知也”。

  在广大的乡村,普通民众因无钱买药或乱服药物导致死亡的情形时常发生。如乾道七年(1171年),江南东路鄱阳乡民郑小五,“尽室染疫疠,贫甚,粥不能给,欲召医巫买药,空无所有”。咸淳七年(1271年),两浙东路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发生瘟疫,民众恐慌,乱服药物,听说圣散子方有效,于是加以服用。然因病症不同,“服此方被害者,不可胜记”[20]518。

  二、宋代社会民众防治瘟疫的主要措施

  宋代社会民众由民间医家、宗教人士、地方乡绅和普通民众等组成,瘟疫发生期间采取了积极的救治措施。由于对疫病认识的差异和所处社会地位的不同,他们防治瘟疫的措施较为复杂。

  (一)宋代民间医家防治瘟疫的措施

  宋代民间医家是防治疫病的中坚力量,不仅撰有大量的医学方书,而且在疫情期间能配制药物,亲临疫区诊治。如北宋医家庞安时,字安常,淮南路蕲州蕲水县(今湖北浠水)人,号蕲水道人,出身世医,撰《伤寒总病论》六卷。在《天行温病论》中,庞安时认识到温病与伤寒是性质不同的两类外感热病,认为“天行之病,大则流毒天下,次则一方,次则一乡,次则偏着一家,悉由气运郁发,有胜有伏,迁正退位,或有先后”[21]189,提出寒、温分治的主张。在《温病发斑治法》中,庞安时对斑疹伤寒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观察:“热气在表,已发汗未解,或吐下后,热毒不散,烦躁谬语,此为表虚里实,热气躁于外,故身体发斑如锦纹;或不因汗下,始得病一二日便发,皆由温疫热毒气使然也。”[21]186指出该病具有强烈的传染性,“温病发斑,赤斑者五死一生,黑斑者十死一生,大疫难救”[21]187。治疗药物有赵泉黄膏、崔文行解散、藜芦散、鸡子汤、麻黄汤、葛根解肌汤、白薇散、圣散子方、华佗赤散方、乌头赤散等。庞安时专论天行温病的病因、病症和治法,指出:“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者,皆由冬时触冒寒毒所致。自春及夏至前为温病者,《素问》、仲景所谓伤寒也。有冬时伤非节之暖,名曰冬温之毒,与伤寒大异,实时发病温者,乃天行之病耳。”[21]189关于“疗疫气令人不相染,及辟温病伤寒”,庞安时认为宜服屠苏酒、辟温粉、千敷散、杀鬼丸、萤火丸等。现代医学称此病为大流行病,即急性烈性传染病,是由“疠气”引起的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

  南宋医家许叔微(1079—1154),字知可,号近泉,淮南东路真州(今江苏仪征)人,精伤寒之学和疑难杂症。着有《类证普济本事方》十卷、《类证普济本事方续集》十卷、《伤寒百证歌》五卷、《伤寒发微论》二卷、《伤寒九十论》一卷、《辨类》五卷、《翼伤寒论》二卷、《伤寒治法八十一篇》和《仲景脉法三十六图》等书,留下了大量防治瘟疫的医案。如建炎初年(1127年),淮南东路真州(治今江苏仪征)“乡中大疫”,许叔微“遂极力拯疗之,往往获全活者颇多”[22]3332-3333。建炎三年(1129年),金朝骑兵破楚州淮阴(今江苏淮安),“疫疠大作”,时有王姓朝奉郎寓天庆观得疾,“身热自汗,体重难以转侧,多眠,鼾睡,医作三阳合病,或作漏风症,治之不愈”。许叔微指出:“此风温病,投以葳蕤汤、独活汤,数日瘥。”[23]178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许叔微研制出有名的“七珍散”,“予制此方,温平不热,每有伤寒、疟疾、中暑,得瘥之后,用此以调脾胃,日三四服,十日外饮食倍常”[24]100。

  南宋医家郭雍,字子和,号白云先生,隐居荆湖北路峡州(今湖北宜昌),终身不仕,撰《仲景伤寒补亡论》二十卷。淳熙八年(1181年),郭雍在《仲景伤寒补亡论》中解释了瘟疫的概念:“又或有春天行非节之气中人,长幼病状相似者,此则温气成疫也,故谓之瘟疫。瘟疫之病,多不传经,故不拘日数。治之发汗吐下,随症可施行。”[25]143-144关于伤寒病与温疫的关系,郭雍指出:“古人相传伤寒为难治之疾,时行温疫是毒气之病。而论治者,不判伤寒与时行温疫为异气耳。云伤寒是雅士辞,天行温疫是田舍间号,不说病之异同也。考之众经,其实殊矣,所病不同,方说宜辨。”[25]1-2他进一步指出:“若夫一乡一邦一家皆同息者,是则温之为疫者然也。非冬伤于寒,自感自致之病也。盖以春时应暖而反寒,夏热反凉,秋凉反热,冬寒反暖,气候不正,盛强者感之必轻,衰弱者得之必重,故名温疫,亦曰天行时行也,设在冬寒之日。而一方一乡一家皆同此病者,亦时行之寒疫也。”[25]141-142郭雍在《伤寒、温疫论》中认为,温疫是由天地间的时行之气或不正之气引起,故“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由于“非节之暖,人人皆感,故每为疫,其实先温后寒”,所以温疫“与伤寒大异”[25]141-142。这是宋代医学家关于伤寒病与温疫认识最重大的贡献之一,清晰地指明伤寒病范畴中的温病,与瘟疫是两种不同种类的疾病。温病受季节和气候变化明显,不一定具有传染性,但瘟疫一定具有传染性,四季均可发生。

  宋代某些生活在民间的儒士,精于医道,熟知方脉,也撰有大量的方书,后世称其为儒医。如元佑八年(1093年),东平隐士董汲撰《旅舍备要方》一卷、《小儿斑疹备急方论》一卷和《脚气治法总要》二卷。绍圣中,初虞世编《古今录验养生必用方》三卷、《尊生要诀》一卷。书林陈先生集《陈氏经验方》五卷,南宋着名史学家李焘之子、文懿公李璧作序。这些民间医家方书,不仅收载了大量的奇方、验方、效方、秘方和家传方,而且也保存了大量防治瘟疫的医案和临床诊疗情况。与官修方书相比,宋代民间医家撰写的方书大多以专科着作为主,“不仅在内容上弥补了综合性方书的不足,而且也传播到官修方书难以到达的区域,广泛应用于民间疾病诊疗”[26]517。

  (二)宋代宗教人士防治瘟疫的措施

  宋代宗教人士主要包括僧人和道士,他们大多精通医学,熟悉本草、矿物等药物学知识,在治疗疾疫、麻风病、天花病、热病等疾病方面有突出的疗效。

  宋真宗年间,我国可能发明了人痘接种术。明崇祯元年(1628年)成书的翟良《治痘十全》最早记载了宋真宗朝宰相王旦(957—1017)邀请峨眉山女神医为其三子王素(1007—1073)种痘预防天花病的医案。关于这则着名的种痘医案,清代医学家朱纯嘏《痘疹定论》卷二《种痘论》记载尤为详细。

  宋仁宗时,有丞相王旦,初生诸子,俱苦于痘。后老年生一子,名素。招集诸幼科而告之曰:“汝等俱明于治痘否乎?”求应之曰:“不敢言明于治痘,但略知治痘之法也。”王旦曰:“能知之,即能明之也。每年予各以十金相赠,俟小儿出痘,众皆请来,共相认症,订方用药,俟结痂还元之后,再厚赠酬谢,幸毋吝教推诿。”时有四川人做京官者,闻其求医治痘,乃请见而陈说种痘之有神医,治痘之有妙方,十可十全,百不失一。王旦闻之,喜相问曰:“此神医是何姓名,何处居住也?汝既知之,为我请来。”彼应之曰:“此医非男子,乃女人也,传说生身于江南徐州之地。自幼吃斋念佛,长不婚嫁,亦不披剃,云游至四川峨眉山顶,盖茅庵而居焉……若丞相必欲与公郎种痘,某当雇人夫肩舆,即往峨眉山敦请此神医,亦不难矣。”不逾两月,敬请神医到京师。见王素,摩其顶曰:“此子可种。”即于次日种痘。至七日发热,后十二日,正痘已结痂矣。由是王旦喜极而厚谢焉。[27]32-33

  痘疮病,又名虏疮、豌豆疮、斑豆疮,是古代流行较广、死亡率较高的一种急性传染病。现代医学称此病为天花病。如果这个医案记载真实的话,那么宋代防治天花病的水平和应用鼻苗法的技术,在当时是非常科学和先进的。

  宋真宗年间,道医郑荣“以医术救人,所传药能愈大风疾,民多求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二载:

  (大中祥符七年五月)癸丑,度军士郑荣为道士,赐名自清,住上清宫。荣先戍壁州,还,夜遇神人谓曰:“汝有道气,勿火食。”因授以医术救人,自是不食。其所传药,能愈大风疾,民多求之,皆刺臂血和以饼饵。[12]1878

  此处的大风疾即癞病,也称麻风病。从“其所传药能愈大风疾,民多求之”来看,郑荣掌握了治疗此病的方法,其法是让患者服用“臂血和饼饵”的药物。

  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两浙路常熟县(今江苏常熟),“岁辄大凶,而水且旱,百里芜其八,人辄大疫,而逋且逃,十室虚其九”。常熟县明因禅寺禅师释绍瞻积极加以救治,“应病用药,其徒以此亲。施无厚薄,均福田相,乡人以此敬”。熙宁中,两浙路湖州德清县(今浙江德清),“会岁大疫”。时天台僧人了因居住在德清县城山妙香禅院,“收弃骸于道,加苇衣篾给。聚而焚者以数千计,又乞食邑之人以苏流亡”。于是,邑人“相与出财,建转轮藏,增治堂庑”[28]230-231。

  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前,僧人释普明,齐州人,晚游代州五台山,“得风疾,眉发俱堕,百骸腐溃,哀号苦楚,人不忍闻”。忽有异人教服长松,释普明不识,异人复告云:“长松,生古松下,取根饵之,皮色如荠苊,长三五寸,味微苦,类人参,清香可爱,无毒,服之益人,兼解诸虫毒。”释普明采服,不旬日,发复生,颜貌如故。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八说:“今并、代间土人多以长松参甘草、山药为汤,殊佳,然本草及诸方书并不着,独释慧祥作《清凉传》始叙之,然失于怪诞。”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年),普庵禅师尝游息于万载县(今江西万载)东北安仁坊。时值多疫,普庵禅师“取井水饮之,疫遂痊”[29]301。淳熙年间(1174—1189年),王中勤为道正,戒行峻洁,遇异人授秘法,“每岁旱及疾疫,有祷立应”[30]2921。

  从目前见到的材料来看,宋代某些僧人和道士治愈的疾病,主要以疾疫和癞病为主。这些疾病传染性强,极难治疗,说明某些僧人和道士具有较高的医学水平,并掌握了治疗这种疾病的方法。此外,有些僧人和道士还撰有医学方书,如沙门应元撰《燕台要术》五卷,释文宥撰《必效方》三卷,僧惠安撰《安师所传方》一卷,道士林灵素撰《大成全书》一卷,道士崔嘉彦撰《紫虚脉诀》一卷、《注广成先生玉函经》三卷、《四原论》一卷等,治疗包括瘟疫在内的各种疾病。

  (三)宋代普通民众防治瘟疫的措施

  1. 求助巫术,逃亡躲疫

  在巫术势力占据主要影响的地区,普通民众面临疫病时,通常求助于巫师或巫医。如景佑元年(1034年)冬,江南东路建昌(今江西永修)城北“里中大疫”,李觏家也感染疫病。他们家最先采取的措施是“使人请命于五通。神不能言,决之以竹杯校。时老母病不识人,妻子暨予相继困甚,唯五通谂以无害”[31]268。五通即五通仙人,即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境通等五通仙人。

  疫病爆发时带来的高传染性和高死亡率,给普通民众造成强烈的恐惧,他们大多采取了逃避的措施,甚至出现遗弃亲属的行为。如景佑五年(1038年),京师开封发生疫病,“袁氏染疾而毙已三日矣,尚未殓也”[32]15。康定二年(1041年),梓州路广安军(治今四川广安)大疫,寿安县太君王氏家婢疫,“染相枕藉,他婢畏不敢近”[17]36。

  2. 捐献钱物,救恤民众

  某些地方乡绅甚至主动拿出私人钱物和粮食,赈济病民。如大观三年(1109年),“江东疫”[6]1370。江南西路抚州临川县(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岁饥且疫,僵尸横道,皆犬彘之馂余也”,江夫人(1052—1109)“闻之恻然,出奁中金以瘗之”[33]455。宣和中,两浙路秀州嘉兴(今上海嘉兴)大疫,连墙比屋,呻呼之声相闻。陈景东(1087—1160)“日挟数仆,持药物自随,以饮病者,穷闾委巷,靡不至焉。而困绝不能自存者,又分金周之。晨出暮归竟数月,而后已所全活,不可胜数”[34]722-723。

  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春,广汉郡(今四川一带)大疫,“死者相藉,有亲族忌,不觇伺者”。广汉民众杨椿(1122—1155)“多技能,尤工于琴与医、指法及脉法,往往自得”,于是积极加以救治,“不择高下,往赴无惮,家人惧甚,拘是不得出,则谬为他适,其人多赖以活,亦不自以为德也。间持缗币适市,遇贫急探怀袖与之,不省问谁氏”[35]775。

  3. 有病寻医,服药治病

  某些地方乡绅、儒士或普通民众,在儒家思想和官府防疫措施的影响下,往往冲破禁忌,大胆对疫病采取救治措施,开始自觉运用医药知识防治疫病,部分民众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是宋代出现的新变化。

  宝元二年(1040年),刘敞(1019—1068)羇旅淮南。医来言说:“今兹岁多疾疫。”刘敞于是“作文以逐伯强,伯强厉也,能为疫者,故逐之”[36]372。刘敞于庆历六年(1046年)考中进士,为官二十余年,关心民众疾苦。康定二年(1041年),梓州路广安军大疫,寿安县太君王氏“家婢疫染相枕藉,他婢畏不敢近,且欲召巫以治之”。当时“广安军俗言巫,疾病不加医药”,但王氏不许,“亲为煮药致食膳”。左右争劝制止,王氏说:“平居用其力,至病则不省视,后当谁使者。”[17]36

  熙宁初(1068年),两浙路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大疫,沈度(1034—1094)之母病死,其女奴又死,家人卧疾,内外皆恐。沈度“独不顾触禁忌,具棺敛为服,朝夕哭泣,荐奠如礼,卒无他。居邑火,禁其友庐,人莫敢向”,他“闻噪作,疾趋,蹈烟熖,负其母而出”。周行己在《沈子正墓志铭》中给予了高度评价:“乡人壮其义,是可铭者。”[37]143熙宁九年(1076年),两浙路润州金坛(今江苏金坛)疫,陈亢“倾家之储,粥饿药病,晨夜必躬,所活不可胜计。不幸死者,具衣槥收葬,又数千百人”[38]4。熙宁末年(1077年),两浙路秀州华亭县(今上海松江区)饥疫,卫佐“施粥给药,瘗殍给棺,无虑数万”[30]2645。有司嘉其义,将奏闻,力辞而止。卫佐字辅之,华亭人,事继母尽孝。时县未有学校,捐地为址。

  某些民众在疫病发生时,能够按病视药,以方治病,以医抗巫。如元佑二年(1087年),两浙疟疾盛作,常州李使君举家病疟甚久,万端医禁不效,“遇客传此方,一家服之,皆一服瘥”。此方剂即着名的“七枣散”,治脾寒疟疾。元佑年间,两浙路常州晋陵(今江苏常州)“岁大疫,族人有举家病者,死且过半,亲戚畏避,莫敢视”,胡钧“闻亟往,具棺敛,营药石,存亡咸不失所”[39]266-267。元佑年间,江南东路徽州新安(今安徽歙县)“岁大疫,亲旧有尽室病卧者,人莫敢闯其门”,朱熹外祖父祝确积极加以救治,“每清旦辄携粥药造之,遍饮食之而后反,日以为常,其他济人利物之事不胜计,虽倾赀竭力,无吝色,乡人高其行”[40]4571-4573。

  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正月,武功大夫、阁门宣赞舍人黄某,“遇旧同官赵士遏。赵讶其颜色青黑,而欬不已,语言动作,非复如畴昔时,从容问所苦”。黄某愀然久之,说:“吾家不幸,祖传瘵疾,缘是殒命者,世世有之。自半年来,此证已萌芽,吾次子沅亦然,殆将死矣。”遂悲伤出涕。赵士遏说:“每闻此疾可畏,间亦有愈者,而不能绝其本根,吾能以太上法箓治之,但虑人不知道,因循丧躯,公果生信心,试为公验。”洪迈《夷坚丙志》卷八记载了其治疗肺痨病的病案及方法,“于是焚香书符,以授黄及沅,使吞之。未久,遍手指内外皆生黄毛,长寸余,赵曰:‘疾深矣,稍复迁延,当生黑毛,则不能救疗,今犹可为也。’于是择日,别书符,牒城隍,申东岳,奏上帝讫,令黄君汛扫寓舍之西偏小室,纸糊其中,置石灰于壁下,设大油鼎一枚。父子着白衣,闭门对床坐,吞符讫,命数童男秉烛注视。有顷,两人身中飞出黑花蝉蛾四五,壁间别有虫,作声,而出,或如蜣螂,如蜘蛛,大小凡三十六,悉投沸鼎中,臭不可闻,啾啾犹未止。继一虫细如丝发,蜿蜓而行,入于童袖间,急捕得,亦投鼎中,便觉四体泰然,了无患苦”[16]429-430。于是,黄氏举室欢异,知其灵验,默祷于天,愿为先世因此疾致死者,作九幽大醮救度之。黄氏历世恶疾,自此而绝。此处之瘵疾,多指痨病,古代称痨虫病、肺虫病,是一种慢性和缓发的传染病,中医以补虚和杀虫治疗为主。洪迈的记载虽多有神魔色彩,但驱杀痨虫疗法是可取的。

  三、宋代社会民众防治瘟疫的主要特点和历史借鉴

  宋代社会民众地处乡村,身处疫区,往往在官吏到达之前率先对疫病采取初步救治。尤其在王朝更替和战乱年月,社会力量在一定地域内发挥的作用较为显着。宋代地方志人物传记中,记载了数量众多的乡贤、医人、孝子、烈女、僧人等,尽管他们救治病人的活动多是个人行为,但也挽救了无数的宝贵生命。其防治瘟疫的主要措施和历史借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宋代社会民众是防治疫病的重要基层力量和辅助力量,弥补了官府救治薄弱的区域。其中民间医家是防治疫病的中坚力量,一方面亲赴灾区诊治病人,发放药物,公布医方,传播官方医学知识;另一方面又积累经验,亲撰医书,精选各家名方,简化官府医方,将医药知识广泛地应用于临床治疗。民间地方乡绅和宗教人士等也对疫病采取了积极的防治措施,如发放药物、施舍粥食、捐献家资、掩埋尸体、祈神驱疫等。普通民众对疫病的认识和态度极为复杂,采取的防疫措施也是多种多样。居住在城市、乡镇的广大民众,因官府遍设惠民药局,有病时多求助于医药,大多也能得到官府的诊治和赏赐药物。但居住在农村偏远地区的广大民众,受经济条件、社会习俗和缺医少药的限制,大多数采取了逃避或求助于巫医的措施。

  其次,施舍粥药,捐献家资,掩埋尸体,祈神驱疫,是社会民众常常采取的措施之一。这一点实属不易,需要有较为雄厚的资金和家产来源,故个人行为多是临时性的,疫情控制后即告结束。如大观三年(1109年),江南西路抚州临川县,“岁饥且疫,僵尸横道”,江夫人“闻之恻然,出奁中金以瘗之”,拿出嫁妆盒中的黄金首饰救疫,掩埋病尸。宣和中,两浙路秀州嘉兴大疫,陈景东(1087—1160)“日挟数仆,持药物自随,以饮病者,穷闾委巷,靡不至焉,而困绝不能自存者,又分金周之”。此外,如前文所述刘敞的事例也说明祈神驱疫,祭祀神灵同样是民众常用的防疫措施之一。

  最后,宋代社会民众已经普遍认识到医药知识是防治疫病的根本和关键。受国家的提倡和官府防疫措施的影响,宋代社会民众对医药的态度发生了显着的变化。如熙宁九年(1076年),两浙路润州金坛发生疫病,陈亢“倾家之储,粥饿药病,晨夜必躬,所活不可胜计。不幸死者,具衣槥收葬,又数千百人”。元佑元年(1086年),广州医学助教王士良用钩藤散治愈广州民众疫病。建炎三年(1127年),医学家许叔微用葳蕤汤、独活汤治愈真州民众所患伤寒病等。

  瘟疫流行对宋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造成人口的死亡、迁徙和流动,而且还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迫使社会不同阶层去寻找解决应对疫病的办法,从而使各级官府和社会民众联合应对成为可能。在救治病人的过程中,“医乃仁政”的思想得到充分的宣扬,“按方剂以救民疾”[6]231和“依方用药”[41]9成为宋代医疗发展的新方向。医家窦材在《扁鹊心书》中说:“予每见时疫盛行之际,乡陬死者比户,心切怜之,倘尽心力并合丹药以济之,不特己身蒙福,子孙亦必昌大。”[42]24这正是绝大数民间医家、地方乡绅、普通民众等奋不顾身救治病人的根本动因。但也应该看到,经济因素、社会习俗、文化水平对一个地区疫病的防治,也会起到某种促进或阻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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