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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基督教华人和圣经学者中文圣经翻译史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21-03-19

  摘    要: 圣经在中国的翻译始于汉语圣经译本,两百多年来,基督教一直持续不断推陈出新各种译本。19世纪外国传教士翻译出版了大量汉语深文言、浅文言、方言和少数民族文字的圣经译本。20世纪后,华人基督徒逐渐成为圣经翻译的主体,翻译出版多种白话文圣经译本。产生了第一部以华人名字命名的译本——冯亚生译本,第一部由非基督徒翻译的译本——严复译本,第一部由华人翻译的《圣经全书》——吕振中译本。众多译本中有合作翻译,有个人独立翻译;有直译,也有意译;实现了圣经汉译从外国传教士到华人的角色主体转变,实现了从文言文体到白话文体和新式标点的彻底转变。这些圣经译本的产生呈现了基督教圣经翻译的多元化和持续性,展现了圣经汉译走向自主和基督教日渐中国化的历史脉络。

  关键词: 华人圣经翻译; 冯亚生译本; 严复译本; 吕振中译本;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of Bible in China began with the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Bible. Over the past two hundred years, Christianity has been constantly bringing forth new versions. Foreign missionaries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a large number of Bible versions of high classical Chinese, low classical Chinese, Mandarin, dialects and minority words in the 19 th century. Chinese Christians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 Bible translators after the 20 th century, the first Chinese Bible translated totally by Lü Chen-chung and etc, which translated by cooperatively and individually with literally and freely. The emergence of Biblical Versions reflects the diversity and continuity of Christianity and Bible translation.

  Keyword: Bible translation by Chinese; Feng Ya-sheng's version; Yan Fu's version; Lü Chen-chung's version;

  1919年,即第一位传教士马礼逊来华112年后,和合官话译本《圣经》与和合深文言译本《圣经》同时在上海出版了,标志着传教士对中文《圣经》翻译推至巅峰,成为时代绝响。它同时也是华人基督徒充当传教士助手的最后阶段,开启了对华人基督徒和圣经学者独立从事圣经翻译的盼望。过往几十种传教士翻译的《圣经》译本,都有华人基督徒助手的全力协助。
 

民国初期基督教华人和圣经学者中文圣经翻译史
 

  随着岁月的流逝,考古学的发现、近代语言学的研究,圣经学者对圣经原文有更新且更深入的认识,加上近代版本校勘学发展,也提供了许多在20世纪以前无法得到的宝贵数据,包括更具权威性的原文版本。

  20世纪后出现了华人圣经学者人才,基督宗教的圣经翻译逐渐由华人担任主角,至今已经独立翻译出版了十几种白话文体的《圣经》译本。《圣经》从小亚细亚地区宗教群体的作品,跨文化传播到亚洲、欧洲、美洲、非洲、澳洲等世界各地,如何在不同语言和文化环境下正确地理解、翻译、阐释,如何被世界各地本土民众理解翻译,成为20世纪后的大问题。本文将叙述晚清民国时期基督教华人信徒和圣经学者的中文圣经翻译历史,以译本产生的时间为顺序排列。

  一、冯亚生译本

  冯亚生译本是华人翻译的第一部基督教圣经译本,于清道光十四年(1834)译成《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手稿。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两名广东人离乡背井远赴欧洲,他们分别是广东香山县的冯亚生(1792-约1829)和广东黄埔县(今广州市)的冯亚学(1798-?)。1821年,他们正在英国时,应邀前往德国,最后于1823年抵达柏林。

  他们是最早来到德国的中国人,引起了德国人的关注。1797至1840年在位的普鲁士君主腓特烈·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Ⅲ)聘用他们,派往哈雷(Halle)的一所东方研究所工作。后成为柏林大学汉学教授的威廉·绍特(Wilhelm Schott,1803-1889)跟随他们学习中文,在他们的协助下,于1826年出版他的资格论文和《论语》德文译本。1826年,他们被召回德国宫廷,冯亚生在那里翻译了马丁·路德的《小教理问答》,以及《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1834年,这些手稿赠送给德国皇家图书馆,现今存放在柏林的德国国家图书馆的东亚藏书库[1]125。

  冯亚生的《马可福音》译本分为两卷(卷一为《马可福音》第1章至第9章第30节;卷二为《马可福音》第9章第31节至第16章),《路加福音》则分为三卷(卷一为《路加福音》第1章至第8章第28节;卷二为《路加福音》第8章第29节至第17章;卷三为《路加福音》第18章至第24章)。

  冯亚生的译文基本上是传教士译本的复制品,且中文语气语调更西洋化。冯亚生译本是中国人翻译的第一部基督教圣经译本,其手稿也成了具有历史价值的遗产。

  二、何进善译本

  何进善译本是第一部由华人翻译并出版的基督教圣经书卷,1854年在香港出版了《马太福音》,1856年在香港出版了《马可福音》。

  何进善(1817-1871),字福堂,广东南海县西樵山人,幼年随父亲在马六甲生活。清道光十八年(1838),遵循在英国伦敦传道会印刷厂任木版刻工的父亲的心意,何进善在马六甲受洗成为基督徒,参与教会聚会活动。他一边在印刷厂干活,一边在伦敦传道会办的英华书院(1)学习,随英国伦敦传道会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学习英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理雅各对何进善的信仰、品格和语文能力印象深刻。理雅各将英华书院迁到香港,何进善成了香港英华书院的教师,1846年被按立为牧师,是继梁发之后英国伦敦传道会按立的第二位华人牧师,之后基本在广东佛山一带传教[2,3]。

  1840年代早期,理雅各曾计划与何进善共同出版一部希伯来文/中文词典和一部旧约译本,何进善也已翻译了旧约的重要部分内容。但这项旧约翻译计划没有实行过,可能因这时理雅各正忙于深文言圣经译本《委办译本》的工作,分身乏术。

  十多年后,何进善于1854年翻译《马太福音》、1856年翻译《马可福音》,并进行了注释,由理雅各修订后,在香港出版。《马太福音》1868年在香港、1874年在上海再版(表1)。据香港浸会大学费乐仁(Lauren Pfister)教授的研究,复本收藏在英国图书馆的印度与东方事务分馆(Indian and Oriental Office,目录#155116.c.2.)和广东省图书馆里[1]128。

  英国圣经会图书馆目录将何进善译本编入了英国圣经会的出版品中。其历史价值在于它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认真尝试翻译并出版的基督教圣经译本,第一次预示了中文圣经将由中国基督徒负责翻译的历史方向。

  三、严复译本

  严复译本是第一部华人独立翻译圣经的先例,也是第一位非华人基督徒翻译的圣经译本,1908年英国圣经会在上海出版了《马可所传福音》第一章至第四章。

  严复(1853-1921),字几道,晚清将西方着作翻译成中文的最具影响力的翻译家。他于清光绪三年(1877)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肄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1908年在北京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1910年获清廷予进士出身。他于1905年在上海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1906年任复旦公学校长。他的译着包括赫胥黎、亚当·斯密和斯宾塞的作品。严复在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中文译本(题为《天演论》,1898年出版)的前言中,提出了直到今天犹被奉为中文翻译的圭臬——信(忠于原文)、达(语意通达)、雅(文笔优雅)。

  表1 基督教何进善圣经译本刊印表[4]26-31
表1 基督教何进善圣经译本刊印表[4]26-31

  1908年,英国圣经会总干事文显理(George Henry Bondfield)邀请着名翻译家严复来翻译圣经。文显理是1883年来华的英国伦敦传道会传教士,1895至1923年任英国圣经会第四任总干事。他在任期间,正是英国圣经会积极推动的《和合本》圣经翻译计划进行之时,他仍然突破教会内部翻译圣经的传统,邀请严复虽是拥有极大社会影响力的着名翻译家,但却不是基督徒来进行圣经翻译,这次努力或许可说明英国圣经会同时也想尝试走一条更受世俗社会欢迎的圣经翻译之路。

  在没有外国传教士的主持或帮助下,在不懂圣经原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情况下,严复独自用文言文翻译了《马可所传福音》的前四章经文,至第4章第38节第二句,约3400汉字。他以英文圣经修订译本(Revised Version)为翻译底本,参考了当时的新约文言译本,虽然他没有说明参考哪个译本,但较可能参考的是委办译本[5]。

  1908年,英国圣经会通过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严复翻译的《马可所传福音》(表2),约500册,印刷本只有《马可所传福音》前四章的经文,止于第4章第37节未完的段落,原书缺少第4章第24至25节,原因不明。英国圣经会印刷试译本的目的,是为了给传教士和基督徒参阅并提出修改意见,之后还将众人的修改意见送回给严复,希望他参考修订,并尽快完成整卷《马可福音》的翻译。但由于严复事务繁忙,圣经翻译终未能如期完成。由于未能完成整卷翻译,且仍处于英国圣经会的内部征求意见状态下,外界对严复译本所知甚少。

  严复的《马可所传福音》译本仍有积极意义,它是华人第一部独立翻译圣经的先例,也是基督宗教第一部由非信徒翻译的圣经译本,也是除了《和合本》文言译本外,由各国圣经会出版的最后一部文言文圣经译本。严复也是由各国圣经会或基督教会邀请参与圣经翻译的唯一非基督徒。

  严复只借鉴了前期圣经译本的专门术语,在文笔或释义上都另开生面了。他以“上帝”译“God”,以“圣灵”译“Holy Spirit”,以“洗礼”译“baptism”,以“福音”译“Gospel”,均延用了前期其他圣经译本的习惯术语。但他的其他译文呈现出很强的翻译诠释性和极度的自由。在第一章第一节中,严复将“Jesus Christ the Son of God”翻译成“上帝子基督耶稣”,从而将“基督”一语解释为家族姓氏或称衔,遂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放在最前端。严复甚至大胆改变《圣经》发生地点的自然地理环境,说“耶稣行稻田间”,犹太地方其实根本没有稻田,其目的也是为了拉近《圣经》与中国南方人的心理距离。

  四、赛兆祥/朱宝惠译本

  赛兆祥和朱宝惠译本是中西圣经学者首次合作翻译的基督教圣经译本,1929年金陵神学院出版了《新约全书》,1936年在南京的竞新印书馆出版《圣经全书》。

  和合本于1919年的出版,结束了传教士借助华人助手翻译中文圣经的时代,开启了华人基督徒译经的时代。

  表2 基督教严复圣经译本刊印表[4]45
表2 基督教严复圣经译本刊印表[4]45

  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1852-1930)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他于清光绪六年(1880)来华,先在杭州、苏州传教,1883年在镇江传教。他熟悉古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曾参与《和合本》的译经工作,离开《和合本》翻译工作之后,于1913年在上海的美华书馆出版了他独自翻译的《四福音书》。翻译圣经时,他一直任金陵神学院函授科科长[6]。

  朱宝惠(1886-1970),生于山东临朐县的基督徒家庭,后随家迁居江苏宿迁县,去世于江苏南京市,是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家和神学翻译家。他于1906毕业于徐州的培心书院,1912年以优异成绩成为金陵神学院正科第一届毕业生。1918至1925年间,曾在南京圣道书院攻读神学三年,1919年又在东南大学进修哲学。师从赛兆祥和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学习希腊文,1925年开始任金陵神学院新约希腊文讲师,是最早教授希腊文的华人教师之一。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着金陵神学院迁往成都,在成都的华西神学院与金陵神学院合办中国华西协和神学院里,任教至抗战胜利后回到南京。

  1920年,赛兆祥与朱宝惠根据希腊文翻译新约,成为中西圣经学者首次合作尝试。1929年在南京的金陵神学院出版了《新译新约圣经串珠注解》,着名的基督将军张之江题写书名。译本为私人出资,印数有限,定价较稿,精装本达二元五角。

  《新约全书》出版后不久,赛兆祥于1930年9月病逝。朱宝惠认为新约翻译仍有不少失误,决定独力一人逐字逐句地修订,“依据希文修正原译”。1936年在南京的竞新印书馆出版了修订本《串珠注解原文释词·重译新约全书》。此修订本计有900余页,附有串珠、注解、检查表,经文分条目,三十二开本,五号字印刷,用上等道林纸印刷。他的重译“字里行间,屡经斟酌,原意必求其切合,译词必求其晓畅”[7]64。它是和合本圣经后,最早出现的基督教圣经译本。

  之后朱宝惠独立译出《旧约》。1939年6月,题名为《串珠注解原文释词·重译新旧约全书》由南京的竞新印书馆出版。朱宝惠译本根据原文,“用通俗浅显的国语译出,凡一字一句,屡经斟酌”[8]23。在每书卷前都有小引与纲目,书后有注释与串珠,每章有分段,便于查经之用。书后还有新约事迹年代、地图历史等,另有详细图表说明。朱宝惠在书中还特别撰写了《倡始人赛兆祥博士小史》介绍,认为自己是继承赛兆祥的宏愿,进行新约圣经的重新修订。为了“以尽其父之志”[9],赛兆祥的女儿、在中国生活近40年的美国传教士和着名作家、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Pearl S.Buck)资助出版了这本圣经译本。香港的拾珍出版社于1994年再版了《新译新约圣经》,共937页(表3)。

  朱宝惠的《重译新约译本》出版以来,颇受教内同道的讨论和欢迎。它力求符合圣经原本的本意,为了顺应时代发展,还使用了新式标点符号。每章有分段、标题、串珠,以使条目分明,每卷经书后还附刊注释,全书之外又增订原文释义、各种对照表和参考材料,“我们信徒读之,更可明白圣经的精意,增进灵性的生活;非信徒读之,亦可释其疑惑,发生信念,接受基督之救恩”[10]。着名华人神学家李汉铎称赞该译本文笔畅达,“词意明显,标点真确”,实为最佳译本[10]。

  表3 基督教赛兆祥/朱宝惠圣经译本刊印表(2)
表3 基督教赛兆祥/朱宝惠圣经译本刊印表(2)

  五、王元德译本

  王元德圣经译本是第一本由华人基督徒翻译的新约全书,第一部用新式标点的圣经译本,1933年由青岛中华基督教会出版《新约全书》。

  王元德(1879-1942),字宣忱,山东昌乐县城外邓家庄人。他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自幼在基督教会办的中学和大学——山东潍县的广文中学和齐鲁大学读书,中英文颇佳。曾在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Mateer)主持的乐道院教会任教师多年,是文会馆校长狄考文的助手(文会馆原在山东登州,后迁潍县,改名广文大学;广文大学迁济南后,改名齐鲁大学)。1903-1908,他还任和合官话本委员会主席狄考文的中文翻译助手,参与《和合官话本》工作五年之久,对和合官话译本有一定贡献。主持和合官话本翻译的狄考文一直在山东地区传教,熟悉山东方言和北方方言,很信任王元德,所以《和合官话本》里很多北方官话都受他影响[11]125。

  狄考文去世后,王元德“恐怕一般人对和合译本有误解之处,立志重译”[11]125。他在前言中也讲道,“重译圣经之志,早已潜伏于助理译经之时矣”[12]。为此他先到神学院深造,并收集许多不同的汉语译本作为参考。

  王元德从1930年开始,根据1901年在纽约印行的英文原本为底本,对照数部中文译本进行圣经翻译[12]。1933年11月出版了白话文的《新式标点新约全书》,这是第一本由完全由华人翻译并出版的新约圣经[8]24,标志华人基督徒独立完成圣经翻译地位的建立。

  译本力求文字流畅,对原文详加核对,有的地方比和合本更忠于原文。虽然流行不广,亦有相当的参考价值[8]24。译本由青岛新民印刷铸字所印刷,青岛中华基督教会、济南商埠中华基督教会出版,各卷书前注明“山东中华基督教会宣忱王元德重译”,共612页。还运用了新式标点,是第一部用新式标点的圣经译本(表4)。

  1911年,基督教华北长老会在济南召开会议,推选王元德等七人任编辑圣诗的委员,出版了一本面向全国《赞美诗》。20年后,王元德认为随着社会发展,赞美诗也应该重新编辑,并对全国的基督教赞美诗重新进行了筛选整理。但此时恰遇全国基督教六大公会也组织了圣歌委员会,正在编写六大公会合作的《普天颂赞》赞美诗,王元德只好搁置。

  1936年,《普天颂赞》赞美诗问世,王元德看后觉得仍然许多不妥之处,尤其不能接受有100多首是旧谱重新填词,且新词不够完善。故决定重新整理旧稿,在《赞美诗》的基础上,也吸收《普天颂赞》的几首加以增订。经过了3年的艰苦努力,汇集公共礼拜用赞美诗633首,歌咏团用35首,终于编成了一本王氏赞美诗,题名《颂赞诗歌》,1941年由青岛德民印刷局出版。1940年9月15日山东中华基督教会董事会在青岛开会,王元德将自己编的赞美诗作为草案提请会议审议,受到嘉许。

  王元德的本职业是商人,在山东青岛与人合办了规模不小的胶沙汽车公司,又曾与犹太商人合办“中美冷藏库”,工场规模相当大。他还曾在济南教会的明德女中教书。

  六、国语新旧库译本

  郑寿麟和陆亨理翻译的“国语新旧库译本”,是第一本正式使用“国语”称谓的圣经译本,1939年由北平的新旧库出版社出版了《新约全书》。

  表4 基督教王元德圣经译本刊印表[4]102
表4 基督教王元德圣经译本刊印表[4]102

  郑寿麟(1900-1990),广东潮阳人,着名学者。早年留学德国,毕业于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博士学位。历任四川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教授,1942年任同济大学新生院主任,1946年6月任同济大学文理学院哲学系主任,曾任同济大学代校长等职。1948年去台湾,1966年退休后专任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兼任德国文学研究所主任。还着有《德国志略》(中华书局1929年)、《中西文化之关系》(中华书局1930年)等。

  郑寿麟与德国传教士陆亨理(Heinrich Ruck,1887-1972)合作从希腊文直接将圣经译成中文。1933年出版了《保罗致罗马人书》,附录包括引言和凡例等。1939年,由在北平的新旧库出版社出版《新约全书》,题名为《国语新旧库译本新约全书》(第二版试验本),1941年出版第三版试验本。1940年出版了译自希伯来原文的《诗篇》。1958年,在香港的基督福音书局(Christian Book Room)发行了《新约全书》附《诗篇》第三版试验本合订本。

  第四版修订者特别征得陆亨理先生的儿子陆恩恩先生(Mr.Ernest W.Ruck)同意,将第三版试验本《新约全书》对照希腊原文,主要以纳瑟—阿兰版(Nestle-Aland),英文钦定本(The Authorized King James Version),达秘新译本(The New Translation by J.N.Darby),及圣经亚兰文译本之英译本(Holy Bible From The Ancient Eastern Text by George Lamsa),另外也参考新版钦定本(The New King James Version),补充注释本(The Amplified Bible),新修订标准本(The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美国新标准译本(The New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新国际译本(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新耶路撒冷圣经(The New Jerusalem Bible)等,中文圣经则参考和合译本、现代中文译本(台湾圣经公会)和新译本(环球圣经公会)等,予以详细校订。1958年在香港以题名《新旧库译本新约全书附诗篇》,并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出版了修订第四版(表5)。

  国语新旧库圣经译本“最大特色即在它的强调信的原则”,“凡是在原文中相同的一个字眼,在译文中亦必始终都和同一的译法”[13]34。强调忠于原文,采用了“浸礼”(洗礼)、“召会”(教会)等译词。它是第一个正式公开使用“国语”一词的圣经译本。该译本优点在于“绝对忠实原文”,缺点是过于重视直译,导致阅读时有佶屈聱牙之感[7]80。

  七、吕振中译本

  第一部完全由华人基督徒学者独立翻译的中文圣经全译本是吕振中译本。1946年,北平的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出版了吕振中翻译的《吕译新约初稿》。1952年,香港圣书公会出版了吕振中的《新约新译修稿》。1970年,香港圣经公会出版了吕振中翻译的《圣经全书》。

  吕振中(1898-1988),福建省南安县水头村朴里镇人。1906年到泉州培元中学读书。1916至1921年在香港大学读书,获文学士学位。1922年,到北京的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读神学,学习希腊文和希伯来文,1925年获神学士学位。毕业后,在厦门鼓浪屿的闽南圣道专科学校(后改名闽南神学院)执教14年,曾任副校长职务[14]。

  表5 基督教国语新旧库圣经译本刊印表(3)
表5 基督教国语新旧库圣经译本刊印表(3)

  1939年,在随闽南神学院迁居永福时,吕振中萌生了翻译圣经的想法。1940年2月,吕振中到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教授希腊文课程,开始了译经工作,将新约圣经由希腊文直接翻译为中文,“译者日夜辛勤,无间冬夏;坐于斯,行于斯,食于斯,卧于斯;其工作之紧张,较之承平时期,何止倍蓰”[15]3。

  吕振中根据英国牛津大学苏德尔(Alexander Souter)编的希腊文新约,耗时七年方译成,1946年6月24日由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刊印《吕译新约初稿》,共计30余万字。印刷非卖品300本,“仅供教会人士,以及新约及希腊文学者之参考与批评”,便于译者可以收集众人的意见,修订完善后,再正式出版[16]5。时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的赵紫宸博士细心阅读全部译稿,商酌修改。认为“造词之稳健,语法之简炼,排难之灵敏”,使吕振中受到“莫大之启发”[15]4。

  为了更好地翻译《圣经》,1947至1948年,吕振中赴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继续深造。1948至1949年又到英国威斯敏斯德神学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进修一年,进一步攻读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译经学问。

  1949年4月底,在英国圣经会的赞助下,吕振中来到香港继续新约圣经的修订工作。它以符腾堡司徒嘉德(Stuttgart Wiirttemberg)圣经会印行的聂斯黎(D.Eberhard Nestle)编本第十七版为底本根据,从1949年冬初到1951年底,历时两年半完成。1952年10月,《新约新译初稿》由香港圣书公会出版。

  吕振中于1952年开始翻译旧约,经11年春秋寒暑,于1963年7月30日脱稿,再重新修正和校订。1970年底,历时30年,由原文翻译成中文的《旧新约圣经》终告完成。1970年底由香港圣经公会代印出版。之后,香港圣经公会再次印刷(表6)。

  吕振中圣经译本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独立翻译的包含旧约和新约的圣经全译本,意义重大。因圣经翻译的贡献,他于1973年获香港大学颁授的荣誉神学博士学位。他翻译圣经的手稿和文档今天收藏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中,多达近两千页。

  吕振中根据英国牛津大学苏德尔(Alexander Souter)所编的《新约希腊文圣经翻译》作为《新约》初稿蓝本,强调信实原则,表达原文的意义,并且尽量保持原文的结构,按此翻译成现代汉语。“译本可说是极精心的学术巨献,以最佳的近代考证结果为其基础。”“用一个中国研经者自己的语文向他提供信实可靠的学习之助。”[13]35“吕氏的翻译原则有:1、照原文直译;2、不避免非中国式的语法;3、尽量保持原文结构。”[8]24-25他更多采用的是直译法,非常追求译本符合原文之宗旨,尽量表达原文每字所包含的意义,并尽量保持原文的结构,学术价值高,文学性较弱,译文比较死板,中文语法上不够通顺合适。

  吕振中翻译圣经的原则,正如他在《吕译新约初稿·序言》中所说:“以直译为主。一词一句,一字一点,皆须注意周到,不可轻率放过……虽然,亦不可以词害意,须将信达雅兼筹并顾,庶免偏废。”“译经之文体问题,不必完全避免非中国式之语法,实可尽量应用中国之语法,或中国人所说得通而听得懂之新语法,将新约时代原文之真义与思想,予以他译介绍,使今日读者宛然置身于二千年前之犹太社会中。”在直译原文时,其遣词用字,力求准确划一,尽量保持原文语法之结构,不增不减,不趋易,不避难;务使语气连贯,轻重得体,以维信达雅之最大均衡。新造词语,皆有其理由在。“但是,译者深知:每欲保持某种字句译法之划一,或欲直译原文之语法,不得不以比较冗长之词句出之,未免有伤于雅。然为存信之故,尚有他道乎?”在这样的翻译原则指导下,吕振中译本被认为是最忠实于原着的中译本[17]21。

  表6 基督教吕振中圣经译本刊印表[4]105-115
表6 基督教吕振中圣经译本刊印表[4]105-115

  1997年,在香港的联合圣经公会(United Bible Societies)出版了《新约圣经并排版》(The Parallel New Testament),将以下六种版本的新约圣经,按章节并列刊印。这六个版本是:1.希腊文新约圣经(Greek New Testament);2.新标点和合本(Chinese Union Version With New Punctuation);3.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Today’s Chinese Version,Revised);4.吕振中译本(LüChen-chung’s Version);5.思高译本(天主教)(Statium Biblican Version);6.英文新标准修订版(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2005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也出版了《新约圣经并排版》。

  八、结语

  从时间顺序来讲,《圣经》在中国的翻译是从汉语文言文开始的,从天主教开始的,明末清初时的天主教《圣经》翻译已经初有成果。19世纪后,基督教努力推进圣经翻译,取得了远远超过天主教的翻译成果。1822年在印度塞兰坡出版了从未到达过中国的英国浸礼传道会传教士马士曼翻译的第一本汉文《圣经》全译本——《马士曼译本》;1823年在麻剌甲(今马六甲)出版了第一位来华的英国伦敦传道会传教士马礼逊翻译的《圣经》全译本——马礼逊译本,这些深文言译本奠定了汉文圣经的基础。面对晚清汉语言文字的巨大转变、汉语多方言、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信仰群体,基督教还翻译出版了汉语多种方言和文字(汉字、罗马字)、多种少数民族文字的《圣经》译本。经过近两百年直至今天,汉文圣经翻译仍然在进行中,持续推出新的圣经译本。

  从17世纪至19世纪,无论汉语圣经翻译,还是少数民族圣经翻译,译者都是外国传教士任主角的时代。晚清以降,尤其在民国年间,译者从外国传教士转向到华人基督徒为主译,华人基督徒不再仅仅是外国传教士的助手,日渐走向独立译经者的身份,体现了圣经汉译者主体的变化。他们或毕业于神学院,或经过系统的神学培训,或前期有协助传教士翻译圣经的实践经验,在圣经汉译的独立作用日渐增强,最终取代了外国传教士在圣经汉译中的角色,展现了圣经汉译走向自主的历史脉络,展现基督教日渐中国化的历史脉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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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英华书院是基督教创办的第一所面向华人教授英文的学校。
  2Spillett H W. A Catalogue of Scriptures in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第92-101页;以及笔者收集和阅读过的圣经译本补充制成。
  3Spillett H W. A Catalogue of Scriptures in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第545页;以及笔者收集和阅读过的圣经译本补充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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