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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蝗灾朝廷政策的调整和救灾举措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21-07-29

  摘    要: 汉政府面对蝗灾,既有国家政策的宏观调整,也有具体的微观救灾措施。从国家政策的宏观调整方面来看,一是大赦天下、赏赐臣民,二是举贤良、惩贪官;具体的微观救治措施主要包括捕蝗赈济、减免租税、发展农业生产等。此外也有一些其他的应对措施,诸多措施都或多或少地在灾情的应对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     汉代;蝗灾;治理措施;

  Abstract: Facing the locust plague, the Han government has both macro-adjustment of national policies and specific micro-relief measures. From the macro-adjustment of national policies, one is to amnesty the world and reward subjects, the other is to be virtuous and punish corrupt officials; Specific micro-treatment measures mainly include locust catching and relief, tax reduction and exemptio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tc. In addition, there are some other countermeasures, many of which have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disaster response.

  Keyword: Han Dynasty; Locust Plague; Countermeasures;

  蝗灾是一种世界性自然灾害,古人认为:“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卑,雨泽有偏陂,水旱为灾,尚有幸免,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1]243《史记》《汉书》《后汉书》《前汉纪》《后汉纪》《资治通鉴》等史书中都不乏关于汉代蝗灾的记载。纵观整个汉代历史,蝗灾对社会的危害性极大,东汉献帝兴平元年(194)的一场蝗灾,使得“后宫食煮枣菜,诸将不相能率,上下乱,粮食尽”[2]796。皇宫中已经弹尽粮绝,以食煮枣菜为生,民间百姓的生活可想而知。且在新莽政权统治时期也发生过一次较大的蝗灾,据史书记载,王莽地皇二年(21)秋,“陨霜杀菽,关东大饥,蝗” 。这一年关东地区不但粮食遭遇了秋霜,而且蝗灾来袭造成了大面积的饥荒,于是百姓以野生谷物为食,以野蚕结成的茧做衣服,即“野谷旅生,野蚕成茧,民收其实,以为衣粮”[2]129。
 

汉朝蝗灾朝廷政策的调整和救灾举措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指出:“蝗虫,害虫也,一名蝗螽,以其善飞,亦曰飞蝗……为农家之大害。”[3]由此可见,蝗虫过境对百姓的生产生活都会产生很大的危害。一般而言,封建帝王在自然灾害频仍之际,总会先从自身反省而后再采取一定的救灾措施,因为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普遍认为频发的自然灾害是上天对自己统治国家不力的某种暗示或警示,在这种心理驱动下,统治者一般会加以反省并适当调整统治政策,借以缓和阶级矛盾,从而维护自己的统治。例如东汉和帝永元八年(96)九月,京城地区发生了蝗灾,和帝诏曰:“蝗虫之异,殆不虚生,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百僚师尹勉修厥职,刺史、二千石详刑辟,理冤虐,恤鳏寡,矜孤弱,思惟致灾兴蝗之咎”[4]182。这说明汉和帝首先进行了自我反省,然后再制定相关应对蝗灾的措施。再比如西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五月国家发生了较大蝗灾,六年春二月乙未,辽东高庙发生灾害,夏四月壬子,高园便殿又发生了火灾。面对接二连三的灾难汉武帝收起华美的衣服并“素服五日”[5]159。所谓“素服”(本色或白色的衣服)有两种解释:一指居丧或遭遇凶事时所穿,二指一般日常穿的便服,这里的“素服”显然是第一种意思。对于国家而言,蝗灾是一种“凶事”,即不祥之事、灾祸。很显然,遭遇蝗灾对国家而言属于很大的灾难,因此皇帝素服五日,而且反省之后从自身做起减少生活消费,甚至停止诸侯进贡。再比如西汉文帝后元六年四月,国家先发生旱灾紧接着又发生了蝗灾,文帝下诏“令诸侯毋入贡,弛山泽,减诸服御狗马”[6]432。说明这次蝗灾中,文帝首先下令停止诸侯进贡,而且号令减少生活消费以此来应对自然灾害。

  当然,面对蝗灾,无论是出于对国家和百姓的责任还是其他目的,总有一些大臣会将自己的田宅主动献出救济百姓。例如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安汉公、四辅、三公、卿大夫、吏民为百[姓]困乏献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5]353本次蝗灾献出田地、住宅的官员很多,上至安汉公王莽、四辅、三公、卿大夫,下至普通官员。甚至安汉公王莽“上书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大司农助给贫民”,在他的号召下,公卿大臣纷纷效仿,献田献宅者230人,而且“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贫民”[7]1135。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前1)夏四月的蝗灾不但安汉公王莽出钱、献田捐助救灾,国家还在国都长安城中建造住处供灾民居住。虽然不排除王莽此举有收揽人心的嫌疑,但在客观上确实对灾民提供了帮助。而且国家和公卿大臣的救灾措施在当时也起到了很好的社会作用,使得遭受灾害的百姓暂时有了居所和得以存活的生活资料。当然,要真正根治蝗灾并救助蝗灾中的百姓更应从国家政策和具体的救灾措施方面下功夫。

  一、国家政策的调整

  (一)大赦与赏赐

  面对突如其来的蝗灾,皇帝自我反省之后更会在一定范围内对国家政策进行调整,从而缓解灾难带来的社会焦虑与统治危机。从史书记载看,汉朝统治阶级首先是大赦与赏赐。例如西汉景帝中元三年(前147)秋九月,国家发生了蝗灾,再加上其他因素,于是皇帝诏令“赦天下,赐民爵一级”[8]141。大赦是中国古代皇帝在登基、立皇后、立太子、更换年号或者遭遇重大天灾时赦免罪犯的行为。遭遇蝗灾之际,景帝不但大赦天下且赐给民间有功者爵位。景帝中元四年(前146)三月又一次发生蝗灾,帝“赦天下徙作阳陵者死罪;欲腐刑者,许之”[8]146(阳陵地跨今咸阳渭城区、泾阳县、西安高陵区三县区,是景帝刘启及其皇后王氏的合葬陵园)。本次蝗灾,景帝不但赦免了迁徙修造阳陵刑徒的死罪,而且对将被施以宫刑的罪犯也给予赦免,借以缓和社会矛盾。西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秋“大旱,蝗”[5]198,武帝下令“赐天下贫民帛”[8]238。本次蝗灾国家对贫民予以赏赐,赏赐的物品为帛,这种赏赐其实质是国家对于百姓的救济。

  《易林》云,蝗虫“口含锋刃疾风雨,毒肠不满疑常饥”[9],因此蝗虫过境有的地方甚至颗粒无收,百姓瞬间陷入贫困。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十一年(55)发生蝗灾[7]1423,从皇帝“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六斛”[4]81的记载看,光武帝应对蝗灾的措施更为广泛,且其救济具有普遍性、赏赐的范围更广。他不但下令赐天下男子每人爵位二级,且对鳏寡孤独等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给予赈济,这甚至带有某些社会保障的色彩。东汉安帝永初四年(110)夏四月,六州(指隶、豫、兖、徐、青、冀六州)蝗,本次蝗灾发生的范围很广,于是安帝下令“大赦天下”[4]215。另外,东汉安帝永初七年(113)八月丙寅,京城一带大风骤起,风中有蝗虫飞过洛阳,于是安帝“诏赐民爵;郡国被蝗伤稼十五以上,勿收今年田租;不满者,以实除之”[4]220。本次蝗灾不但赐民以爵,且国家规定郡国之中凡是被蝗虫伤害庄稼一半以上的不收田租,而蝗虫伤害庄稼不到一半的则以实际情况免除田租。除了大赦与赏赐之外,面对蝗灾,封建皇帝也会从官吏的治理入手,调整统治政策,从而缓和社会矛盾。

  (二)举贤良,惩贪官

  据史书记载,东汉安帝永初六年(112)三月,十州庄稼被蝗虫侵害,蝗虫被灭之后,虫卵又开始滋生,大约48个郡国都遭了蝗灾。面对如此严重的蝗灾,皇帝“诏令中二千石下至黄绶一切复秩还赎,赐爵各有差”[4]218(“黄绶”的本意是黄色的印带,用来代指俸禄六百石以下、二百石以上的官,因为这一级别的官员为铜印黄绶,故将此类官员称为“黄绶”)。这说明本次蝗灾官员大多被国家赐以爵位,这样可以充分调动官员的积极性,使其能以更好的姿态应对国家面临的灾难。当然,历朝历代都有在蝗灾中以捕蝗为名贪赃枉法、大发国难财的官员,因此对这批官员的惩治也非常必要。从汉代关于蝗灾的记载来看,汉代皇帝面对蝗灾在对官员的治理方面一般为举贤良、惩贪官。一方面将廉洁奉公能为百姓办实事的官员提拔,以便更好地治理蝗灾;另一方面则对趁蝗灾大搞贪腐之风的官员严惩不贷。例如东汉安帝永初五年(111)夏,九州蝗灾,皇帝“命诸侯试明经,此消灾也”[10]。明经是汉朝出现的选举官员的科目,蝗灾之后皇帝命诸侯国参加选举官员以此来消灾,其实质在于从各路诸侯中挑选贤良人士担任国家官职,这也是应对灾难的一种非常好且实用的措施。再比如东汉安帝元初元年(114)夏四月丁酉,京师及五个郡国发生了旱灾和蝗灾,皇帝命令“大赦天下……诏三公、特进、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举敦厚质直者,各一人”[4]220。本次蝗灾除了大赦天下,最吸睛之处在于诏三公、特进、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举敦厚质直者各一人,特别要强调的是“举敦厚质直者”,这说明凡所推举之人必须是品行端正之人,因为只有将品德端正之人推举为官,才能真正为国家和百姓做力所能及的事。

  除了举贤良,面对蝗灾国家还有一个非常得力的措施,那就是惩治贪官。例如东汉光武帝建武五年(29)夏四月旱灾、蝗灾,国家规定“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见徒免为庶人。务进柔良,退贪酷,各正厥事焉”[4]39。这条记载说明国家应对蝗灾的措施一是赦免囚犯,二是惩治贪官腐败。国家规定务必将品行端正的人选出,而且贪官污吏以及对待百姓缺乏仁慈之心的严酷官吏都是被罢免的对象。再比如东汉灵帝熹平六年(177)夏四月,七个州都发生了蝗灾,帝“令三公条奏长吏苛酷贪污者,罢免之”[7]1839。这一记载更明确地说明面对蝗灾,国家命三公上奏长吏有苛刻严酷、贪污腐化现象均予以罢免。光武帝建武五年和东汉灵帝熹平六年期间国家应对蝗灾的措施均表明面对蝗灾,国家在任命官员方面更加注重品行。以上无论是大赦与赏赐还是举贤良、惩贪官,都是国家政治层面的应对措施,除了这些宏观层面上的应对之外,汉代国家的具体救灾措施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色彩,当然捕蝗最为常见。

  二、具体救灾措施

  (一)捕蝗与赈济

  历代统治者面对蝗灾,捕蝗和赈济都是最基本的救灾措施,而捕蝗更为重要。徐光启指出,治蝗“必须郡邑之协心,必须千万人同力。一家一身无戮力自免之理……必合群力共除之然后易”[1]243。但蝗虫很难治理,如《捕蝗》诗中就提道:“虽然捕得一斗蝗,又生百斗新蝗子” 。说明根治蝗虫要从消灭虫卵着手,因此国家动用各种方式捕捉蝗虫,甚至对捕蝗能手给予奖励。虽然纵观汉代史料,从国家层面直接下令捕蝗的并不多,但从有限的记载中仍能看出捕蝗是应对蝗灾的主要措施之一。例如前文提及的发生在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的旱蝗灾害,以青州最为严重,灾区百姓流离失所,国家“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诣吏,以石斗受钱”[5]353。即国家为了应对蝗灾,派出专门的使者捕捉蝗虫,而且老百姓一旦将捕捉到的蝗虫交至官府,就可换取相应的钱财,这实质是国家对捕蝗的奖励。这条记载表明国家不但派专人为使者承担捕捉蝗虫的任务,且对于普通百姓的捕蝗成绩也予以奖励,以此调动百姓捕捉蝗虫的积极性,从而达到消灭蝗虫并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

  与捕蝗分不开的是国家对受灾民众的赈济措施。汉朝皇帝在捕蝗之外也能及时对灾区民众进行赈济,例如前文提及的西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四月的旱灾和蝗灾,皇帝除了下令停止诸侯入贡、减少生活方面的消费外,更是“发仓庾以振贫民”[6]432,说明让灾区百姓有粮吃才是应对蝗灾的最好策略。另外,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十一年(55)夏五月发生了蝗灾,皇帝下令“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六斛”[4]81。这里不但对贫民进行赈济,而且明确规定鳏寡孤独等生活不能自理、无法生存的人国家发给每人六斛粟,以使其渡过灾年。这都是国家治理措施的体现,也显示了封建皇帝对百姓的安抚。

  (二)减免租税

  “田租是古代中国赋税征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税种,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11]32。除了捕蝗、赈济,面对蝗灾之后民生凋敝的社会,一般而言,统治者都会减免赋税、徭役等以便巩固统治。[12]例如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因郡国大旱所导致的蝗灾,青州尤为严重,百姓流离失所。很多王公大臣包括安汉公、四辅、三公、卿大夫、吏民等都为遭灾的百姓贡献了田宅,献出田宅的官吏合计230人。此外国家还规定:“天下民赀不满二万,及被灾之郡不满十万,勿租税。”[5]353也就是为了应对灾情,国家规定了免除租税的标准和额度。东汉和帝永元四年(92)夏天,旱极而蝗,十二月壬辰皇帝下诏:“今年郡国秋稼为旱蝗所伤,其什四以上勿收田租、刍藁;有不满者,以实除之”[4]174。东汉和帝永元九年(97),蝗虫从夏至秋一直都有,皇帝下诏:“今年秋稼为蝗虫所伤,皆勿收租、更、刍藁;若有所损失,以实除之,余当收租者亦半入。其山林饶利,陂池渔采,以赡元元,勿收假税”[4]183。东汉和帝永元年间的两次蝗灾国家的应对措施非常相似,皇帝不但下诏规定租税的征收措施,而且规定了免除租税的具体办法。特别是永元九年的蝗灾,国家除了免除为蝗虫所伤秋稼的租税之外,还规定其余应当收租的田地也只按照原租税总额的一半征收,而山林池塘等资源国家明确规定用其滋养百姓,一律不收租税。而东汉安帝永初七年(113)八月丙寅,京师大风,蝗虫飞过洛阳,皇帝下诏:“郡国被蝗伤稼十五以上,勿收今年田租;不满者,以实除之”[4]220。这说明国家明确规定凡是被蝗虫伤害的庄稼在一半以上者均不收田税,不满一半的以实际情况免除。

  此外,汉代国家应对蝗灾还有一些特殊的处理方式,但仔细研读,其实质与减租减税异曲同工。例如东汉顺帝永建五年(130)夏四月,京师及十二个郡国发生了蝗灾,皇帝下诏凡是各郡国中的贫苦受灾百姓“勿收责今年过更”[4]257。此处谈及的“过更”是古代徭役制度的一种规定,具体而言,就是应服役而不愿服役之人可给官府出钱,由官府另外雇人代为服役。不收过更,其实质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免了遭灾百姓的负担。

  (三)发展农业生产

  当然,应对蝗灾最根本的措施还是要发展农业生产,因为封建统治者深知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古代,一个国家强盛的指标就是粮食产量和人口数量。古代社会一直认为农业是根本,而且中国古代尤为重农抑商。特别在自然灾害频发时期,国家对农业的发展要求更加迫切。例如西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秋发生了蝗灾,为了更彻底地应对蝗灾带来的灾难,征和四年(前89)“遣屯田卒诣轮台,置校尉二人,通利沟渠,田一岁,有积谷。募民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产业”[8]265。为了应对蝗灾,国家派遣屯田士兵到轮台,并且设置校尉两人,疏通沟渠,种田一年之后方才有了积累的谷物。于是再招募那些敢于迁徙的百姓,到屯田地区种地、养牲畜,积累产业,发展农业生产。这说明国家应对蝗灾的措施是从根本上进行治理,即发展农业生产。再比如西汉平帝(前1―6)在位时期,河南二十余县皆遭蝗灾,国家下令“置大司农六部丞,劝课农桑”[2]77,这其实也是一种从根本上应对灾难的措施。古代统治阶级经常发布命令劝课农桑,督促、勉励发展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西汉平帝时期由于发生蝗灾的面积较大,国家置大司农六部丞劝课农桑,这也说明了国家为应对蝗灾急于发展农业生产、恢复国民经济。此外,汉宣帝神爵四年(前58)河南界中发生蝗灾,“司农中丞耿寿昌为常平仓,利百姓”[5]3670。常平仓是中国古代政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本次蝗灾司农中丞耿寿昌建设常平仓,以使百姓获利,这是从储粮备荒角度出发的应对措施,而储粮肯定也离不开农业生产的发展。

  汉朝政府面对蝗灾,除了捕蝗、赈济、减免租税和发展农业生产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措施。例如东汉安帝元初二年(115)五月河南等地发生蝗灾,皇帝下诏:“天灾至重,斯罔罪大。今方盛夏,且复假贷,以观厥后。其务消救灾眚,安辑黎元”[4]223。从这道诏令可以看出,面对蝗灾皇帝除了自省之外还告诫地方政府要救灾以安抚百姓,并且恢复了以往的国家借贷措施。而东汉桓帝永兴元年(153)秋七月32个郡国发生了蝗灾,皇帝下诏“在所赈给乏绝,安慰居业”[4]298,即赈济缺乏的地区要给老百姓以安顿、抚慰,让其安居乐业。

  三、结语

  面对世界性自然灾害蝗灾,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应对措施,但捕杀蝗虫、发展农业生产是各个历史时期应对蝗灾的共同措施。此外,各个政权也会有其他一些符合实际情况的应对策略。汉政府面对蝗灾,既有国家政策的调整,也有具体的治理措施。从国家政策的调整方面来看,汉代皇帝先自我反省,而后一方面大赦天下、赏赐臣民,另一方面举贤良、惩贪官。从国家的具体救治措施来看包括捕蝗、赈济、减免租税,也包括发展农业生产等。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应对措施,而且各项措施都或多或少地在灾情的应对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总之,汉代的封建统治者和重臣都能够以较为积极的态度应对蝗灾,这在一定程度上救助了灾情,缓和了封建统治的危机,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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