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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生茂教授在改革开放前的发展贡献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18-08-15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的世界史教学与研究体系从无到有。杨生茂教授那一代学人筚路蓝缕,责无旁贷地承担、参与了新的世界史学科的筹备、建立与建设工作。杨生茂教授在新中国建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时间里,亲历了关于世界史教学与研究的各种学术活动,其中包括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立新史学教学体系、创办《历史教学》杂志、参与编撰中国第一部大学世界通史教科书,以及草创与艰难维持世界史学科的发展等。
  
  关键词:世界史研究; 世界近代史教学; 杨生茂;
  
  The Beginning of the Research and Teaching of Recent World History in New China:A Memoir of Yang Shengmao's Early Academic Career
  
  Abstract:In the early days wh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newly established, a new system for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world history was to be established. Yang Shengmao and other scholars of his generation were courageous enough to shovel away the difficulties and begin the preparation, establish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discipline of recent world history. Between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 and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Professor Yang Shengmao spent 30 years participating in all the academic activities that were related to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recent world history. These included his participation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history teaching system in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f Nankai University, his establishment of the journal History Teaching, and his participation in the editing of China's first university textbook of a complete history of the world. He is also remembered for his establish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world history and his efforts to keep this discipline.
  
  Keyword:Studies of World History; Teaching of Recent World History; Yang Shengmao;

杨生茂
  
  杨生茂(1917-2010)教授毕生从事世界史的学习、研究和教学。作为学者和教师,他的专业方向前期集中于世界近代史,后期主要在美国史领域。本文追溯杨先生的前期学术活动,回忆他作为新中国世界近代史学科奠基人之一的初创工作,其中包括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立新史学教学体系、参与编撰中国第一部大学世界通史教科书,以及草创与艰难维持世界史研究等,以期引起学人关注那时的人文思想和知识工程,启迪智慧,薪传后代,进一步推进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与研究。
  
  一、期望国家振兴的心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校的世界历史教学与研究发生了颠覆性的变革,即从西洋通史到世界通史、世界近代史,再到世界现代史。杨生茂先生是这个全过程的亲历者,是一个怀揣强烈的振兴中国愿望的参与者。
  
  1917苏联“十月革命”那年,杨生茂出生在长城之外的桑干河畔,那方水土培育起他淳朴、坚忍不拔的燕赵风骨。他自小目睹了战火连绵、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的贫弱与屈辱,参与过“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他说:“我是学历史的,是个民族主义者,小的时候受的刺激是,军阀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件’、1935年‘华北事变’、1937年‘卢沟桥事变'.这正是我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之际。”1
  
  杨生茂先生1938年考入燕京大学,1941年赴美,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研究院学习美国史。1947年秋,他回国到南开大学任教,主讲必修课“西洋通史”,这门课文、史、哲、理、工、财经等各科系的一年级学生都要修。“当时’西洋通史‘的内容具有半殖民地气息,连使用的课本都是美国人编写的”.(1) 他是南开大学第三位开设西洋通史、也是抗日战争结束后文学院中第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年轻教师。
  
  1949年1月天津解放。杨先生感到,“在自己的生命史和学术史上又掀开了新的一页,兼有’枯木逢春‘和’梁上君子‘(杨令侠注:脱离实际之意)之感。一方面感到所学皆非……另方面感到需要学的新知识太多了”.(2)
  
  他总结他一生的学习历程共有三个阶段。一是封建主义教育,即私塾教育;二是资本主义教育,即正规的学校教育,包括高级小学、高级中学、燕京大学和在美国留学接受的教育;三是社会主义教育,“第一步是学习新的社会主义的道理”(3) ,后来“1951年底至1953年在中央党校学习,上过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和联共党史,听过艾思奇、刘少奇和苏联专家的课,也读了很多马恩着作,长了很多知识”(4) .“在学习上,自己觉得有一种顺理成章之感。所以有这种感觉,主要是在旧社会中积累起来的两种思想。一种是民族感情……另一种是社会进步观念”(5) .即便如此,杨先生经历的思想转变过程也是翻天覆地、反反复复的。他曾回忆说,解放初“我的思想和政治搅在一起反复得厉害”(6) .可见当时他的学术思想,或者说他在美国学习期间建立的历史解释体系在脑海里崩塌了,建国后他要重新学习、并重新建立一套新的体系。这个体系已经不是、也不可能是他个人的体系,而是一个与新中国的命运密切相连的体系。
  
  杨生茂先生的身份在当时非常特殊,第一,他是大地主家庭出身;第二,他是美国留学回来的;第三,他是代理系主任;第四,他是中共党员(1950年10月26日成为预备党员,1959年转正),是解放后南开大学历史系第一位入党的教师。然而三四年之间这种转化体现到一个人的身上,体现到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上时,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蜕变过程。他的这种变化与他年少时鲜明的民族主义情结、与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对苏联的好奇与观察、与他在美期间作为华人报社记者采访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董必武后受到的“共产党抗日”的影响、与他回国亲历北平解放时共产党军队纪律严明官兵平等的场面的震撼,都有直接的关系。他曾写道,“贯穿自己一生思想的一条主线是反封建反帝的观念和期望国家振兴的心愿”(7) .
  
  1949年之前,中国根本没有“世界史”之说,只有“西洋史”之称(8) ,所以像杨先生那一代热爱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解放初期,不仅要创建新的学科,还要在创建中改造自己,创造一个新的自我。在这种双重改造与双重创造中,压力和动力是并存的。压力是不能出现政治错误,也不知道“世界史”该如何确立;动力是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所以才心甘情愿、拼尽全力建设新学科,才全心全意、积极主动改造自己。这就是他们那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特征。
  
  二、创建南开大学“新的历史”体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西洋史”被赶下了历史舞台。遵从国家高等教育委员会的指示,高校开设两大通史,即“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但是世界通史究竟该怎么讲,体系和内容为何,对于百废待举的新中国来说,一时间还没有具体的规划;对于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教育背景各异的高校教师来说,更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他们在思想上、信仰上和学术体系上都经历了从彷徨、效仿到创新的历史性蜕变。这个史无前例的历史性转折不是简单的政权更替,怎样应对它,也无可借鉴。世界史学科的设立与建设急迫需要史学工作者快速做出反应、拿出方案,并落实到实际的教学与研究中去。刚从美国留学回国一年多的杨生茂先生被时代的需要引领着,凭着对祖国的一腔热血,与同仁们一起,操持起世界史学科的初创工作。
  
  1949年6月10日上午,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全系大会上,教师们签名公推杨生茂先生为代理系主任。(1) 得到国家高等教育委员会批复后,杨先生开始在全国广罗人才。为调请吴廷璆先生来南开大学工作,杨生茂先生特致函给时任中南文教部长的潘梓年。1949年10月6日,吴廷璆先生从武汉大学来到南开大学任教。(2) 此外,杨先生为历史系教师晋升职称积极争取机会,亲自给时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的杨石先先生写信。同年,杨先生着手建设新的史学,在全系做了题为“新的历史”的报告。他后来一再说明,所谓“新”,更多的不是指新的课程体系,因为开设什么课程都是由教育部统一规定的。他所指的“新的历史”,是指与他以前受过的所有教育完全不同的内容,是“我在美国没学过,而在美国学的用不上”(3) 的内容。
  
  根据当时国家高等教育委员会的指示,杨生茂先生首先着手全系课程的配备。1950年秋,作为代理系主任(4) ,他在《历史系工作报告》中写道:“天津解放后,历史系师生立即感到新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及责任的重大,普遍地感觉到不但应当积极从事学习,改造思想,并且亟须彻底认识马列主义,把握历史科学的正确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基于以上的认识,全系师生即于上学期举行数次座谈会,即着手进行改革事宜。全系师生对于当时课程、学习、观点及教学方法进行全面检讨及相互批评。根据全系师生的意见,遂拟定一课程及学制改革方案(见七月廿七及廿九日《天津日报》)。假期中,经参考高教会对于历史课程的指示,采纳师生的建议、遵照前所拟定的课程及学制改革方案的精神,并结合实际情况,遂制定历史系课程草案(见附件)。假期中有三位先生离职,并新聘先生三位,必修课程得以开设完备。本学期所开设之课程甚为完备。”(5)
  
  杨先生讲“甚为完备”是完全有根据的。当时南开大学世界史的课程体系和学术梯队整齐、优秀,从原始社会史、上古史、中古史到近代史全面开设。黎国彬先生利用他的人类学专业的优势讲授“原始社会史”和“考古学”两门课。(6) 杨生茂先生先后教授“世界通史”和“世界近代史”.吴廷璆先生把专门史分离出来,比如他主持的“亚洲史教研室”.1950年后,尤其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南开世界史专业的师资力量更为雄厚。辜燮高先生(1951年调入南开大学)先后担任过“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巴黎公社史”“英国史”和“英国产业革命史”等课程。雷海宗先生(1952年调入南开大学)除了讲授许多中国史课程外,还讲授“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代史”“外国史学史”等多种课程。1953年后,梁卓生先生在南开大学任“世界现代史”教员。在全国高校中,当时设立世界现代史专职教师的只有南开大学。(1)
  
  解放后,在教学科研工作方面,他一方面遵从教育部指示,服从组织安排;另一方面,克服困难,筚路蓝缕,摸索、寻找、创新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的道路。(2) 杨生茂先生对南开历史系新史学教学体制的建立,有初创之功。
  
  1953年翦伯赞与郑天挺先生任正副组长规划全国历史系课程,其中将世界史分为上古史、中世纪史、近代史、现代史和亚洲史。这次中国的首次学科划分,在国内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此,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体系正式确立。
  
  到1954年,南开大学是最先落实教育部教学计划的学校之一,其世界史学科从师资力量到教学安排等方面都走在了全国同行的前列。
  
  解放初,高教部要求讲两大通史,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最初杨先生教“世界通史”;也应高教部的要求,他还开设了“苏联史”和“史学名着选读”,主要讲《国家与革命》和《共产党宣言》等。他说,“当时现学现讲,虽然之前在美国看了不少俄国史和苏联史的英文着作,但主要参考苏联的《联共党史》”(3) .不可否认的是,在解放初期,中译本苏联教材为中国世界史的草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初,根据高教部的课程安排指示以及在美国学习美国外交史的基础上,杨先生选择了开设“世界近代史”课程,是建国初南开大学这门课程的主讲者,也是解放后中国第一代讲授“世界近代史”的教师之一。
  
  杨先生非常重视教学,讲求先教学后科研的理念,而且身体力行。他使用了习明纳尔(seminar)和口试的教学方式,授课任务非常繁重。(4) “那时候大学念五年,主要是两大通史,即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世界近代史每礼拜上四节,讲一年,讲得非常细。”(5) 他几乎每天备课到后半夜,吸烟就是那时养成的习惯。杨先生在教学中还重视辅导和启发,每周安排一个晚上答疑,每月安排一次课堂讨论。年轻教师作为主讲教师的助教,做配角工作,承担答疑解惑的任务。(6) 当时,杨先生所倡导的这种教学理念和学风在全国都有反响。1962年《光明日报》专访当时的助教张象老师,并于12月8日发表一篇报道《当好“配角”--记南开大学历史系辅导教师张象》。
  
  1950年杨生茂先生任“天津市新史学会”会长。1951年5月始,杨先生在天津中国大戏院作“世界近代史”辅导报告,对象主要是领导干部,每周一次,历时月余,后去天津广播电台讲课约半年,听众涉及天津和北京。据一位当时在天津市级机关工作的老先生说,有一段时间单位每周都组织干部听理论课,内容就是杨先生在广播中讲的世界近代史。1957年杨先生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近代史教研室主任(1966-1976年中断;至1984年),同时还担任国际共运史教研室主任(至20世纪60年代初),1958年开设“美国史”课,同年招收南开大学历史系第一个世界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
  
  在世界史教学过程中,杨生茂先生总结出培养学生的三点体会。第一,“我最反对给低年级学生满堂灌。上面先生讲,下面学生记笔记,临到考试背笔记,我最反对。我要给学生思考余地,我主张课堂讨论方式”.第二,“历史研究有四个步骤,资料、思考、交流、创新。研究历史的,必须得先熟悉资料,所以研究生一来,我就叫他搞资料。”“学生必须学会鉴别资料。学历史必须懂语义学,不能只翻译字面意思,要了解文字说的来龙去脉是什么、真正含义是什么。”“过去咱们教条主义就不讲语义学,不知道列宁的话是针对什么问题,在什么时间和地点说的;再比如总统的就职演说,选民需要什么,就往上端什么,竞选嘛。你得分析他为什么说这话、针对什么说的。这些我们研究得很不够”.第三,“我主张学生出去参加学术讨论会。学术交流很重要,最后你才能创新”.(1)
  
  1963年,杨生茂先生在南开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主持制定了若干份重要的培养方案,如《世界近代现代史专业培养方案》、《世界近代现代史专业、美国史方向研究生学习大纲》(2) 、《美国史方向研究生主要学习项目、时间分配和顺序表》和《世界近代史教师备课进修必读和参考书目》。(3) 这些培养方案虽然是油印的,封皮粗陋,但是内容显然已经很成熟丰满了,表明当时南开世界近现代史的教学水平、专业规范、研究规模和图书资料条件已经比建国时有了长足的进步。
  
  1964年,应形势需要,国家在全国设立了若干个地区国别史研究“点”(4) ,南开大学建立起“日本史研究室”、“美国史研究室”和“拉丁美洲史研究室”,属教育部正式编制。当时这三个研究室同处一个大办公室,三室集体性活动的主持人是杨生茂先生。杨先生是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的创始人。
  
  美国史研究室成立后,本着出成果、出人才的建室目标,杨先生首先着手资料建设,利用当时国家给予的外汇指标,订购外文图书和刊物,为后来世界史研究与教学奠定了一定程度的基础。(5) 美国史研究室的成立对南开历史系世界史学科的建设是一个激励,也是一个契机。令人遗憾的是,这里的以任务带科研、以老教师带新教师的机制刚刚建立,就被“文革”打断了。“文革”开始后,杨先生和历史系世界史的同仁们艰难维持,才成为后来南开以至中国美国史研究的缘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杨生茂先生也是南开大学乃至中国的世界近现代史专业的创始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杨生茂先生还以南开大学为基地,开展了一系列与世界史教研相关的工作,比如与其他同仁共同创办学术刊物《历史教学》。
  
  《历史教学》创刊于1951年1月,在天津出版,是新中国建立后国内最早创办的历史专业刊物之一,也是当时国内刊出世界史论文最多的杂志之一。创办者都是变卖家物、自掏腰包。(6) 南开大学是创始单位,吴廷璆先生是主编,杨生茂先生是创办人之一。1958年《历史教学》(8月号,总第92期)还作了一期世界史特刊,即《中东民族解放斗争史特辑》。1999年杨先生在评价他1951年在《历史教学》上发表的七篇章时说:“那时我写了好多文章,比如我发表了《美帝侵华政策的演变》一文。我觉得那时的文章有点片面。片面不怨我,因为你美国人打中国,中国人就反对你。而且当时中国人的任务就是要扭转对美国的看法,不要害怕美国,不要崇美,从我思想说这是政治任务。但是,我没有说假话,可能措辞上激烈,这情况倒是有的。”(7) 从这几篇文章的题目看,似非学术论文,亦让人感到简单直白、学术含量低,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可是仅在此两年之前的中国,对世界历史这种批判性认知的文章能刊登在学术期刊上,则是很难想象的。对刚解放的中国而言,这类题目和内容犹如一股新鲜的空气。长期被奴役的中国人渴望知道历史的真相,渴望学习新历史。1951-1952年,在全国学习马克思主义高潮的背景下,《历史教学》在历史方面提供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资料和平台,这就是这个刊物订刊激增的原因。(1)
  
  三、编撰中国第一部世界近代史专着
  
  解放后,在中国最早使用“世界史”概念并运用马列主义理论编写的教材是高中课本。20世纪50年代初,杨生茂先生被教育部调去参加编写《高级中学课本·世界近代现代史》(2) 、《高级中学课本·世界近代现代史(必修)教学参考书》(上、下册)(3) 和《高级中学课本·世界近代史(续编)·苏联现代史》(4) 教材。此外,1959-1960年,杨先生还负责华北地区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
  
  这几套高中教科书对中国的世界近代史教学贡献很大、意义非凡。教育部对这套课本也非常满意。(5) 杨先生回忆说:“那时候服从组织分配,调去搞中学教材,都是试着用新观点来编写的。那是新中国第一部新教材。不过,我起的作用不大,中学教师挺管事,不单思想进步,而且业务很好。”(6) 这次经历为他后来编撰大学教材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大学世界史教材的编写历时较长,是先从教学大纲入手的。解放后,高教部会同中宣部经常举行教学改革会,每次都邀请杨生茂先生参加。1951年,高教部举行了第一次酝酿统编全国世界史教材的会议,会议没有达成共识。1956年,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这年,高教部第二次举行会议,继续商讨统编教材事宜。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动员全国高校力量编写大学世界史教材。当时,世界上古史和中古史部分的编写比较容易操作,而近代史部分则很困难。于是在高教部的领导下,大家先编教学大纲。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领了任务,按要求都草拟了世界史教学大纲,供全国高校参考使用。这年,杨先生代表南开大学主笔,向教育部提交了一份《世界近代史教学提纲》。
  
  1960年由周一良先生(北京大学)和吴于廑先生(武汉大学)主持的《世界通史》编委会在北京饭店召开务虚会,商讨统编工作。教育部还邀请外国文学史、经济史和宗教史等全国的专家一起搞大会战,先后住过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民族饭店。后因国家遭遇经济困难,世界近代史编委会搬到中央党校(颐和园对面),前后搞了差不多一年。南开大学青年教师汪尧生老师作为杨先生的助手一同前往北京,为统编教材做辅助工作。近代史两册的主编工作还有程秋原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参加。统编教材吸收了全国的教研成果,参加初稿撰写的有吉林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的19位学者,可谓聚集了全国的精兵强将。在当时,教材是国家统一编写的,编好后连续多年供全国使用,所以编教材就显得特别重要。也许这就是杨先生等觉得压力和责任都很重大的原因。
  
  世界近代史编写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资料的匮乏。虽然下卷主编张芝联先生(北京大学)有欧洲史的功底,上卷主编杨生茂先生(南开大学)有美洲史的背景,但是写作工作还是难上加难。杨先生回忆说,当时资料很少,即便有些英、美的书籍,里面也很少提及工人运动史,并且大都是放到经济中去谈,污蔑工人都是乌合之众。于是他们就根据英美着作中的史实,转变其立场与语气来写。加之主编们也要承担撰写任务,因此张先生和杨先生集组织、撰写、修改和审阅多种任务于一身。
  
  杨先生在上卷中写了三章,在下卷中写了两章。他说:“凡是别人不愿意承担的,就得由两个主编来搞。那时,我们先把大家召集起来讨论大纲、编写大纲,制定完大纲之后,分工到各学校去写,写完之后拿来重新讨论,讨论完再到北京来统一修改。稿子来了之后,有的是好的,有的是坏的,应付差事。有的稿子好多地方得重写,结果都集中到主编身上,成夜成夜地熬,仅通稿就搞了几遍,1962年才得以出版。”(1)
  
  当统编近代史教材通到最后一稿时,周一良、吴于廑(皆48岁)、张芝联(43岁)和杨生茂(44岁)四位英才,“趴在桌子上,对着一份稿子,逐字逐句地念,有争议的地方就删掉。原来的写作大纲中有’中外关系史‘一章,后来因太难写了,取消了”.(2) 张芝联先生戏称杨先生为“杨师令”.他在2004年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都在大学教授世界近现代史。他攻美国史,我攻法国史。1960-1962年我们共同主编《世界通史·近代史部分》,特别难忘的是1961年夏在’杨师令‘领导下,我们一起在长春通稿七个月;1961-1962年又在中央党校脱产修稿,日夕相处,为琢为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生茂为人忠厚朴实,谦谦君子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但在原则问题上一丝不苟,正气凛然。在半个世纪的教学实践中,他在世界史特别是美国史的教学和研究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可称这门学科的奠基人之一。”(3)
  
  1962年10月,世界近代史文稿得以付梓,人民出版社将上卷(39万字)和下卷(25万余字)分别印刷约25000本。《世界通史》共四卷,即《上古部分》《中古部分》和《近代部分》(上、下)。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中国的世界史教研的所有成就,就是这四卷书,而其中近代史占一半的分量。北京大学历史系于1963年首设世界史专业,即采用这套教材。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的若干年里,这两卷《世界通史·近代部分》成为许多相关专业考生的必读书籍。“在近3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大学历史专业的基本教科书,一再重印,并于1987年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4) .
  
  1972年“文革”期间,《世界通史·近代部分》再版,其前言增加了强调阶级斗争等应景的内容,但书中的结构和内容没有什么变动。1969到1971年,杨生茂先生与历史系师生在天津市东郊四合庄和河北省完县腰山下放劳动,没有接受或参与过任何再版的工作。当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椿年先生邀请他参加世界近代史编写工作时,杨先生婉言辞谢。
  
  尽管这是新中国第一部高等院校世界近代史教材,但杨先生对该书不甚满意,1999年他大致总结了三点。第一,它太琐碎,没有统一的历史演化进程,缺乏规律性的东西和大的背景。“这是最大的缺陷”,“所以,搞一部好的世界通史,并不容易,需要长期的积累,仓促写几章,不是长久之计”.第二,“那部书是解放后第一部有分量的高校教科书。大家也尽心尽力,花了很大精力,很不容易。事后有人反映,书中在体系和内容上有框框和块块互相分离,缺乏一气呵成之势。我想这就牵涉到掌握通与专、博与约关系以及贯通中外关系的问题。这两个关系能做到融会通达,即非一代人可能毕其功”.第三,“1960年我们搞的世界近代史是毛泽东思想和苏联教科书的混合体”;“最大的困难就是当时没有资料”;“关于这个教材我不作评论,各有千秋”.(5)
  
  从总体看,这两卷世界近代史有几个明显的创新之处。
  
  第一,从观点上看,与中国以往的教材相比,显然这两卷近代史推翻了西洋史的旧体系,运用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史观,突出了“革命”和“人民群众”的历史。(1) 从当时的情况看,这是一个进步的、历史性的转变。它打破了“欧洲中心论”和白人主流社会的正统史观。杨先生在1994年写到,在编写世界近代史统编教材时,“我们的想法是打破欧洲中心论,这点很明确”.(2) 这两卷本是以革命为线索编写的,既与欧美国家的通史截然不同,又没有回避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与改良运动。这种忠诚于历史的严谨学风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从体例上看,这两卷近代史不仅颠覆了欧美、也颠覆了苏联的教材体系。220余字简短的“前言”中写道:“本书力图通过东方和西方各国的历史事件、人物和制度,阐明世界历史的线索和基本规律。在分期叙述世界史总进程的同时,也分别揭示某些国家本身历史发展的线索;并论述各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3) 这些文字没有空洞的说教,言简意深,反映张、杨两位先生一贯的作风。值得注意的是,前言在文字上把“东方”置于“西方”的前面,应该是有所考虑的。(4) 事实上,教材是以时间为轴,将欧美大陆和亚非拉两大主线糅合起来写,其中欧洲部分侧重革命、战争、起义、改革和社会运动;亚非拉部分则侧重反对殖民主义斗争、民族解放运动和独立运动;书写亚洲时涉及的国家很多,诸如日本、朝鲜、越南和印度等。如果将这两卷《近代部分》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审视,其开创性意义不可小觑。
  
  中国历史作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被写入了这部通史,这在全世界的世界历史着述中是首创,代表了这一领域中国的话语权,其深远意义亦不言而喻。
  
  除了上述观点、体例和内容方面与苏联教材迥异外,还有其他主客观的制约因素也能说明这点。第一个制约因素来自外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论战开始,两党两国关系交恶。这四卷统编教材也受到这种外部政治环境的影响。编者显然已经可以摆脱“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禁锢,至少在主观上努力摆脱苏联课本的束缚。“创新”是杨先生强烈的主观愿望。当时还兼任南开大学世界近代史教研室主任的他,在编书期间经常回南开照顾教研室的工作,传达北京的新情况,同时提到编书要创新。这个创新包括两点,一是中国历史要在世界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二是要加强亚非拉史和工人运动史。(5) 这两点不仅突破了西洋史、也突破了苏联史的框架。第二个制约因素是俄语的局限,统编教材只能够参考英文资料和屈指可数的几种版本的中译本苏联教材。由此可见,讲“文革”前中国的世界通史都是抄苏联的,是不准确的。
  
  第三,从技术上讲,这两卷近代史加入“附录”的做法,为新中国学术规范的建立起到了榜样作用。杨先生一贯强调并坚持(6) 书后必附“附录”,首次践行就是在这两卷近代史上。该“附录”包括《大事年表》《人名地名中外文对照表》和《英法德日俄货币与美元平价表》。虽然附录的内容不太平衡、合理,但编者已极尽搜罗之能事而为之。“附录”从教学实践出发,对学生和教师都非常有帮助。
  
  杨生茂先生接受教育部统编教材任务时,正值1957年反右斗争刚过去不久。那时杨先生与右派帽子擦肩而过,算是躲过一劫。这些从法国、美国等国留学归来的学者要做的事情,是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第一次尝试做的事情。这项常人很难参与的统编世界史教材任务,不单是完成学科建设,而且讲究中国人自己研究世界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样就对编者的要求很高,爱国情怀和学术修养缺一不可。我们可以想象,但又很难想象,杨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当时的思想活动有多么激烈,精神压力有多么大。这两卷《近代部分》从酝酿大纲到完稿出版才用了六年。时代与现实要求杨先生这一代人必须在立场和方法上迅速吐故纳新;学术良心也要求他们尊重历史、坚持学术水准。他们做到了,尽管还做得不够。
  
  通史的编写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学术积淀、最新成果和全球视野等条件。无疑,这两卷世界近代史编写的初衷和愿望是好的,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实现或做到,存在明显缺陷,主要问题是罗列史实、支离破碎和缺乏综合概括。该书加入的中国历史的内容也由于研究基础的薄弱而不太理想。此外,在贯彻马列主义唯物史观的时候,只注重了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演变轨迹,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忽略了对人类文明史的进化和世界历史整体化发展的关注。
  
  从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到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在那种政治氛围和人文环境中,杨生茂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做出的每一点学术贡献,都要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改革开放前,学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过过于意识形态化的现象;但如今,如果我们完全排除对当时政治环境的考虑去判断某个历史人物,也是令人费解或根本无法解释的。用今天人们的思维逻辑和所处环境去评定那个时段的那些知识分子,就会令被研究者面目全非。
  
  无论如何,对这两卷《近代部分》而言,不论如杨先生谦虚地比喻为“小百科”也好,还是把它抬高到“新中国第一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世界近代史教材”也好,编者之一杨生茂先生是一个真实的、诚实的学者,跟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共命运、同呼吸。1979年后,他倾心研究美国史,并尝试在世界近代史的宏大背景下,来研究美国外交史。
  
  四、守望世界近代史的教研工作
  
  杨生茂先生非常注重世界通史、尤其是近代史的基础研究和普及工作,参与或负责了一些编辑外国史资料文件集和工具书,以及翻译英文着作的工作。这些工作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57年到1966年,另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开始。
  
  195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1958年的“大跃进”、乃至“文革”等政治运动,都严重地干扰了正常的学术研究。一方面,中国的世界历史读物奇缺的状况一直得不到改善;另一方面,直至“文革”结束前,学者们想自主选择课题进行研究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那个时段,杨先生和许多学者探索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之路,是在一个非正常的学术环境中进行的,是在今天难以想象的绞杀尊严和智慧的氛围中艰难前行的。
  
  1962年杨生茂先生奉上级指示担任《外国历史小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编委(之一),至1966年参与过其策划工作。此外杨先生在“文革”后期(1975年)还组织美国史研究室的老师们编辑了《美国黑人运动大事记》,是油印稿;1972-1974年组织翻译了《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1) 虽然这些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的世界史读物属“遵命”之作,译着的出版也断断续续不得连贯,但是对当时相对封闭的中国来说,还是起了补白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封闭多年的学术界开始出现繁荣景象。在沉寂了十多年后,杨生茂先生重新给本科生开设“美国史”课和进行学术讲座,并指导本科生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七七级”、“七八级”和“七九级”的学生曾经聆听过他的讲演。当时杨先生恨不能把自己所有学习和研究世界史的体会一股脑端给学生,但他非常注意“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他从介绍资料检索、强调使用原版外文资料,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叮嘱阅读中国古典优秀作品(如袁枚的《随园诗话》等)讲起,一一道来。(1) 因为听众过多,他讲课的地方曾一度由一间教室改到学校的阶梯小礼堂。改革开放使中国打开了尘封几十年的窗户,年轻人看到窗外前所未闻、前所未见的西方世界,许多现实问题让他们不能理解与接受。求知若渴的学生们一群一伙地直接跑到杨先生家,问中国什么时候能实现美国那样的民主,并与杨先生辩论。杨先生微笑着耐心地从世界历史的进程上进行分析,肯定他们的思考,纠正他们的偏误,鼓励他们要有信心。虽然杨先生未能提供完整的答案,但他谦和温润的学术大家风范给学生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又是几十年过去,回顾当年杨先生所言所语,看看今天国内国外的政治现实,不得不承认他冷静的政治智慧与历史学者高瞻远瞩的透视力。他一生没有随波逐流的习惯,对事物的表面现象总有自己的独到判断。实际上他对任何事情的分析都是放到一个长时段(long term)里去衡量,是放到大历史中去认识的,对人对己、对国对家都是这样。
  
  杨生茂先生曾经设想过编写多种世界史的词典,尤其在改革开放初期学术活动尚未开展起来的时候。虽然他在1979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之后将其全部精力投入到了美国史研究中,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他发现国内世界近代史的资料集和工具书仍然很少的时候,就鼓励杨子竞老师,并与他合编了达86万字的《简明外国人物词典》(2) .该词典前言讲:“本书的特点是,时间跨度长,并着重近代。”由此可见杨先生对世界近代史的特殊关注。
  
  杨生茂先生一直关心并思考中国的世界史的建设与认知问题。(3) 1983年,他作为“中国知名学者”项目的成员赴欧洲诸国访问,给当时相对封闭的国内学术界带回来一些机会,比如他得知希腊有读博奖学金的信息,就鼓励并亲自推荐系里的年轻教师去那里攻读拜占庭学。1990年4月22日他还交会费到“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秘书处(4) ,显示出他对这个领域的热爱与牵挂。他一贯强调中国人要自己撰写世界历史(5) ,反对盲目崇拜和模仿西方,并在多种场合解释他的“鉴别吸收”思想。(6) 1989年4月,他在总结世界近代史的总体特点时写道:
  
  均衡论恐怕是支配国际关系的重要理论,即强国保持其他各国的力量均衡,以保持或尽可能扩展其势力。均衡论后面是经济和武力。18、19世纪在欧洲最突出,英国耍尽手腕,扶东抑西,过后扶左推右,以避免在欧洲大陆上出现霸主,达到其海上霸权地位不受威胁。18世纪英国的均衡权力之基础是通过力量对抗而建立(西、荷、法)。青红帮的头目也是凭白刀进去,红刀子出来而拼出来的。美国立国后,自愧力量单薄,全神贯注于美洲,不愿作英国均衡的砝码。及至一次大战后,特别二次大战后,美国也玩起这张牌了。在一战前,美国在势力较弱的东方早已玩起这张牌,在西方则还是不卷入,其不卷入也是保持手中的一张均衡牌。二战后在越、朝、台湾,甚至还想在中国大陆,美国也玩的这张牌。迟早均衡破坏了,大家重新洗牌,另一赢家还是要玩这张牌的。中东的战争之多、之不能解决,主要是大家都在玩牌,还未见赢家。这个赢家自然不是阿拉伯人,因为他们只是砝码。
  
  今日民族国家的纠纷连绵不绝,甚而动武,其祸根早为宗主国的均衡手法予以埋伏。独立国家间的明争暗斗,都有帝国主义国家的牵线操纵。分而治之,这也是帝国主义国家谋其利益的手段。鹬蚌之争,渔人得利。(1)
  
  在解放后新的形势下,国家需要一批既有爱国热情,又通古今中外的历史学者,杨生茂先生是最典型的代表之一。他襟怀坦荡,有一颗清净之心,从不计个人得失,曾让了一个又一个的职务和头衔,踏踏实实做学问。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这30年间,杨生茂先生从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学者到了花甲之年,他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中国的世界近代史教学与研究工作。他身上体现着那个时代新中国历史学者的气节、魂魄、脊梁和时代责任感。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这并没有影响其文章的客观、中肯、冷静和典雅的风格。他不仅是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在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创建史中,也是开辟先路者。
  
  杨生茂先生那一代学者是从跌宕起伏的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他们的甘苦冷暖、坎坷曲折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他们的治学道路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印痕,但他们的学术追求是真诚而富有爱国情怀的;他们为之奋斗希冀建立的中国的世界史史观和体系的愿景是执着的,并为此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今天中国的世界史宏大体系建设中,总结、铭记前人的经验教训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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