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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人类需要重新确立的禁忌观念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20-05-21

  摘    要: 禁忌是指被禁止或忌讳的言行,在古代被认为是不可触犯的戒律。禁忌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观念,从原始社会到传统社会一直是人类生命安全的守护神。然而,近代以来市场经济、工业革命和现代科技汇聚成的巨大力量使过去建立在畏惧敬畏对象和恇畏对象基础上的禁忌消失殆尽,导致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重大社会问题和灾难性事件。因此,重建近代以来被否弃的禁忌观念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今天的禁忌对象也无非就是敬畏对象和恇畏对象这两大类,前者包括自然、神灵和祖先,后者包括战争、恐怖主义、干预人类自然生长和生活的各种科学研究,以及毒品、性乱、谣言、不讲卫生等。重建禁忌观念,就是要努力促使人们将禁忌内化为自己的底线生存观念,从而在内心深处对触犯禁忌感到羞耻和有罪。当前尤其要注重从小培养人们的畏惧和禁忌意识,强化触犯禁忌的耻感和罪感,营造切忌触犯禁忌的舆论氛围,用法律和道德促进禁忌观念形成。

  关键词: 禁忌; 禁忌观念; 敬畏; 恇畏; 耻感;

  “禁忌”观念是人类最古老的观念之一。据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的考察,禁忌观念是伴随着图腾的出现而在母系氏族社会开始形成的,距今约十万年左右。然而,近代以来,人类越来越无所畏惧,古老的禁忌观念逐渐淡化以至消逝,其结果是大自然对人类日益加重的报复,2020年冬春之交以武汉市为中心的新冠肺炎肆虐就是大自然报复人类的典型事件。痛定思痛,人类必须把重建禁忌观念提上紧迫的议事日程,否则人类日后遭到的报复将不只是来自大自然。

  一、禁忌:人类生命安全的守护神

  一般地说,“禁忌”是指被禁止或忌讳的言行。这里说的“被禁止”与“忌讳”并不是截然分离的,而是密切关联的。一种被基本生活共同体(氏族、部落、国家等)禁止的言行会逐渐转化为其成员自己忌讳的言行,久而久之,两者就很难分辨了,因而“禁忌”通常被作为一个词来使用。在古代社会,禁忌属于风俗、习惯、道德的范畴,但在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大致上说,禁忌是风俗、习惯、道德中的那些底线伦理,是共同体普遍认同的不可触犯的戒律,也可以说是共同体的消极防范措施。当被共同体所禁止的言行转化为人们自己忌讳的言行时,禁忌就成为一种观念,人们坚定不移地相信不能触犯禁忌。有了禁忌观念,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不去触犯禁忌,并在此基础上对自己的任何触犯感到羞耻或犯罪。正是这种耻感和罪感维持甚或强化了个人的禁忌观念。由此看来,外在的禁止和内在的忌讳良性互动是禁忌观念的本质特征。
 

当代人类需要重新确立的禁忌观念
 

  禁忌是以人有自我意识为前提的,因为人有自我意识才会有讳忌心理,才会有耻感和罪感。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图腾禁忌出现后,触犯图腾禁忌在氏族里被视为最大的罪恶,后来禁忌逐渐成为氏族和部落维护基本社会秩序和为其成员提供生命安全保障的主要甚至唯一的手段。在进入文明社会后的传统社会,禁忌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原始社会的图腾在一些民族转化成为宗教的神灵,对图腾的禁忌就消失了。原始社会后期对氏族部落首领的禁忌也转变成为对君主的禁忌。对君主的禁忌实际上是一种对权力或权威的敬畏,后来这种权威的范围有所扩大,包括孔子所说的圣人之言。社会用于禁止的手段也有了很大变化,比如在中国传统社会有了礼制、刑法等。但是,在禁忌方面也有一些是没有变化的。比如,原始社会作为敬畏对象的各种神灵、天地万物、祖先等就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尤其是禁忌仍然与耻感、罪感相伴随,作为社会底线戒律发挥着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成员生命安全的重要作用。由此看来,从原始社会到传统社会,禁忌观念一直是人类生命安全的守护神。

  然而,从近代开始,市场经济、工业革命和现代科技汇聚成了一种巨大的破除传统社会敬畏对象的力量,甚至那些过去令人恐惧的东西人们也不再害怕了。君主的地位被人民所取代,人民是国家的主权者;道德、法律和制度等不再建立在某种超人力量(如神灵、上天、天道、祖先等)的基础上,而是人为约定的。在这种社会,人在成为自然、社会、自身主人的同时,把自己推向了宇宙的最高主宰和最高权威地位,世界再无神圣、圣洁、神秘可言。于是,过去建立在对畏惧对象畏惧基础上的禁忌也随之消逝。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它是从破除传统社会的敬畏对象、敬畏伦理以及作为其支撑的禁忌观念开始的。经过几个世纪,现代化逐渐从西欧扩展到今天的差不多整个世界,而且还在借助资本的力量扩展着。这种破除并非单纯由市场经济、现代科技和工业革命的力量自发导致,而是经过人类一系列的革命实现的。就西方而言,从市场经济兴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整个“破除”过程中,先后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科学革命、经济学革命、哲学革命等一系列思想观念上的革命和运动。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革命和运动,上帝、国王、宗教律法和戒律等神圣尊贵的东西都被赶下了历史舞台(其中上帝归位于基督教组织)。敬畏对象一坍塌,禁忌也就自然废弛了。近代以来,现代化运动扩展到哪里,这种“破除”的烈火就烧到哪里,也许最后要烧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对传统敬畏伦理和禁忌观念的破除带来了思想大解放、观念大更新,也带来了现代文明的高度繁荣,但同时也导致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重大人类问题。除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核武器等直接威胁人类生存的纯粹人为的重大问题之外,还有许多与环境生态问题相关的重大灾难性事件。埃博拉病毒疫情、SARS事件、美国暴发的H1N1流感、澳大利亚燃烧数月的山火、肆无忌惮地呑噬无数农作物的非洲蝗虫灾害、这次波及全中国乃至世界多国的新冠肺炎疫情等,都是近些年来发生的人类不得不直接面对的重大悲惨事件。所有这一切表明,在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仅仅依靠法律和现行的道德来治理社会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重建近代以来被否弃的敬畏伦理和禁忌观念。

  源自西方启蒙思想的现代观念存在着一个重大的误区,以为只要建立了完善的法制就可以保障人类自由而有序地在社会中生存,人们就无须对神圣的、非凡的事物以及危险的、不洁的事物有任何禁忌。然而,事实证明,法律控制的范围是有限的,社会生活中的不少领域是法律所无法涵摄的;即使法律健全,人们也可能会钻法制的空子,采取各种手段逃避法律的制裁;更有不少人明知违法犯法却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铤而走险。问题更在于,作恶者即使后来受到了相应的惩罚,但他们作恶所带来的后果已经为重大灾难性事件埋下了祸根,甚至直接导致了灾难性后果。有研究表明,SARS事件和这次的新冠肺炎事件的源头就有可能是因为一些不法分子为牟取暴利而违法猎捕野生动物导致的,即使事后给猎捕者以严惩,但也无法挽回这些事件对人类造成的重大伤害。虽然一些国家除了重视法律之外还重视道德的作用,但今天的道德像法制一样所重视的是行为规范,有禁无忌,再也没有耻感和罪感了,禁忌观念早已淡出了道德。因此,且不谈让人类走出生存困境,仅就维护当下人类生命安全而言,除现行法制和道德之外,还必须重建禁忌观念,使之回到法制和道德,回到人们的心灵。同时,亦应像古代那样,把法制和道德本身作为神圣事物加以敬畏,形成对法制和道德的禁忌观念。

  二、当代人类需要重新确立的禁忌观念

  自禁忌产生到它在近代开始退出历史舞台的大约十万年间,世界上各氏族、部落、民族、传统国家形成了许许多多彼此不尽相同的禁忌。除了世界各地比较普遍存在的图腾禁忌、神灵禁忌、自然禁忌、祖先禁忌之外,还有诸如出行禁忌、建房禁忌、婚嫁禁忌、生育禁忌、动物禁忌、鬼神禁忌、耕种渔猎禁忌,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具体禁忌。古代的禁忌是在科学和教育不发达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其中不少包含迷信、无知甚至愚昧的内容,有一些在今天看来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所以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不少禁忌自然消逝了。虽然如此,但古人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启示:把我们尚不能认识的事物先悬置起来,敬而远之或避而远之,宁过而唯恐不及。古代人正是以这种极其谨慎的态度来维护人的生命安全,而不像现代人那样敢于冒险,无论对对象认识与否都可以无所顾忌地向它进军。

  虽然古代的禁忌种类极其繁多,而且各氏族、部落、国家的禁忌有所不同,但总体上看,禁忌的事物或对象无非有两大类。一类是神圣的、非凡的或崇高的对象,比如图腾、神灵、祖先、权威特别是最高权威(国王或法律)、大自然、作为大自然本根的“道”,以及万物循道而生以达至繁荣昌盛之道的德,等等。这一类对象就是通常所说的敬畏对象,人们是因为崇拜或崇敬而畏惧并形成禁忌。另一类是危险的、不洁的对象,比如阎王、妖魔鬼怪、地狱、死人、乱伦等。这些对象是恇畏对象。“恇”的意思是害怕。对于恇畏的对象,人们因为害怕而畏惧并形成禁忌。在弗洛伊德看来,与图腾相关联的禁忌主要是对乱伦的禁忌,这种禁忌既是对不洁对象的禁忌,也是对危险对象的禁忌,这是因为当时人类已经发现血亲相奸生出的孩子不健康。对阎王、妖魔鬼怪、死人的禁忌则是对危险对象的禁忌。在这两大类禁忌对象中,敬畏对象尤其受传统社会重视,孔子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讲的都是敬畏对象。因此,禁忌在古代常常与敬畏相关联。对于敬畏的对象,共同体(可能是社会,也可能是宗教之类的组织)禁止人们亵渎、污损、破坏它,个人因为共同体的禁止而对所禁对象感到忌讳,从而形成敬畏和禁忌观念。

  今天我们要重新确立禁忌观念并不是要把古代社会的禁忌不加分别地加以传承和弘扬,而是要根据当代人类生命安全的实际需要明确哪些事物是当代人类应该禁忌的对象,对这些禁忌对象确定哪些禁忌。从人类禁忌的历史看,不同时代之所以有不同的禁忌内容,就是因为不同时代、不同共同体更好地生存的需要不同,今天确立禁忌观念必须考虑全球化、市场化和科技化时代整个人类更好地生存的需要。对于人类的生命安全来说,今天的禁忌对象无非就是敬畏对象和恇畏对象这两大类,但今天禁忌的具体对象和内容与古代有着很大的不同。

  就敬畏对象而言,当代主要有自然、神灵和祖先三种,对这三类对象都有相应的禁忌。今天人们普遍相信人民是真正的社会主人,是国家的最高权威,而社会成员是人民中的一员,因而人们不用对自己敬畏。现代社会已无所谓圣人,虽有各方面的权威,但人们一般只需敬重他们,不会心存畏惧。自然对于人类的重要性相信任何人也不会否定,而自然是广袤无垠、奥妙无穷的,对它的任何虐待、破坏行为都必遭报复。因此,必须确立对自然和生命的禁忌,尤其要把不得猎捕、销售和食用野生动物作为首要禁忌。古代人敬畏的神灵大多已经被证明是迷信,但今天宗教中还有神灵存在。对于不同宗教的神灵,人们应有所忌讳。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是父母生育的,那些已经过世的前辈都是人类的祖先。虽然不同人的近祖不尽相同,但越是久远的祖先越有可能是人类的远祖,而早期智人是今天人类的共同祖先。尊祖敬祖不仅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也是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古埃及制作木乃伊实际上就是一种尊祖敬祖的方式。无论祖先能否庇佑我们,仅就他们赋予我们生命、让人类代代相传而言,我们也要敬畏他们,忌讳造次。

  就恇畏对象而言,当代也有危险事物和不洁事物两个子类,危险事物是指会对人类整体造成伤害的事物,而不洁事物主要是指会对人类个体造成伤害的事物。当代可以作为恇畏对象的危险事物很多,但其中有几种特别值得重视。一是战争。战争不仅会对交战双方造成大量的人身伤害,而且会伤及无辜和破坏环境,因而会伤害整个人类。因此,战争是当代人类必须作为禁忌的首要危险事物。二是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很复杂,但恐怖组织因为某些特殊原因而反人类、反社会,造成人类的恐慌,因而必须禁忌。三是干预人类自然生长和生活的各种科学研究。近些年来,一些组织和科学家受名利的驱使而胆大妄为,进行克隆人、婴儿基因编码、战争机器人、国际公约禁止使用的武器(贫铀弹、热压弹、白磷弹、高爆霰弹和达姆弹)等的研究。这些科研必定会对人类造成根本性的伤害,因此必须列入禁忌的范围。除这几类主要的恇畏对象之外,还有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开发、过度使用农药和化肥、过度包装等都应纳入禁忌对象的范围。

  对于人类不洁的事物在当代也有很多,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有四种。(1)毒品。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它是个人禁忌的首要对象。(2)性乱。性乱包括不洁性生活、乱伦、性变态,它不仅会导致艾滋病、性病等疾病,而且有伤社会风化。(3)谣言。无论是制造谣言还是传播谣言,都可能会造成恐慌甚至导致社会混乱,危害公共安全,属于禁忌中最不洁的言论。(4)不讲卫生。在人际交往极其频繁的当代,不讲卫生已经不仅仅对个人健康有害,而且还会传播疾病,威胁公共卫生安全。广义的不洁还包括人的精神卫生和人格方面的问题,如贪婪、残酷、冷漠、变态、自残和自杀、家暴等。所有这些问题虽然是个人问题,但都会给他人、家庭、国家乃至人类造成伤害。

  三、让禁忌成为人们的底线生存观念

  重建禁忌观念,不仅要明确当代人类应有的禁忌,还要努力促使人们将这些禁忌内化为自己终生的底线生存观念,从而在内心深处对触犯禁忌感到羞耻或有罪。相对而言,在一定社会范围内甚至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必须遵循的禁忌不是很难,但要将所确立的禁忌普遍转变为人们的生存观念却是难度很大的,也许要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废除人类的禁忌观念花了几百年的时间,而重建它也许要花更长的时间。但无论怎样,从人类走出生存困境和维护自身生命安全的需要来看,这是一件事关人类生存发展的大事,必须从现在做起。在当前的情况下,重建禁忌观念需要着重做好以下四项工作。

  第一,从小培养人们的畏惧和禁忌意识。畏惧和禁忌观念的形成以畏惧和禁忌意识为前提,而这种意识是一种自我意识。心理学认为,小孩的自我意识从1岁开始萌生,3岁是自我意识确立的关键期,然后要经过二十多年才能形成比较稳定和成熟的自我意识。畏惧和禁忌意识需要从小开始培养,尤其要从自我意识确立的关键期开始告诉孩子应当敬畏什么、恇畏什么,让孩子形成不可触犯畏惧对象的意识。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认为,人的道德认知的形成要经历一个从“他律”向“自律”的发展过程,畏惧和禁忌意识的培养要放在“他律”阶段,即自我中心阶段(2-5岁)和他律道德阶段(5-9岁)。在这两个阶段,孩子接受外部规则,接受父母、老师制定的规范。根据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畏惧和禁忌意识培养的时间要延长到习俗水平(9-16岁),因为这时儿童开始意识到个体的行为必须符合社会的准则,相信按规则行动是正确的,而且规则开始内化。按照他们两人的理论,禁忌意识要在9岁前培养,使孩子意识到触犯禁忌会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而在9-16岁期间则要让孩子对触犯禁忌产生耻感和罪感,从而把对禁忌本身的畏惧转化为习惯成自然的道德观念。

  第二,强化触犯禁忌的耻感和罪感。前文已指出,真正意义的禁忌并不等于一般意义的社会规范,它是外在的禁止与内在的忌讳之间的一致,也就是要把外在的禁止转化为内在的忌讳。实现这种转化的重要标志在于行为主体对触犯社会的所禁产生羞耻感和犯罪感。因此,培养对禁忌的耻感和罪感是让行为者形成禁忌观念的决定性环节。只有对犯禁有了耻感和罪感,行为主体才会自然而然地不去触犯禁忌。西方文化受基督教的影响重视人的罪感的培养,而中国文化则尤其重视耻感,把耻感作为维护禁忌的主要内在控制机制。孔子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他还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两句话充分表达了他对“耻”之于做人和治国的极端重要性。孟子讲得更直白:“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这实际上是把缺乏耻感视作人生最大的羞耻。孟子之所以把羞耻看得如此之重,是因为他把“羞恶之心”视作“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的本性之一,认为没有了羞耻心,人就不再是人。在现代法治社会,不仅要重视犯忌的羞耻感,还要强化猜忌的犯罪感。今天重建禁忌观念,就是要从培养人们的耻感和罪感入手。

  第三,营造切忌触犯禁忌的舆论氛围。中国传统社会的禁忌之所以能够成为普遍的底线道德观念并行之有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社会形成了一种全社会都“知耻且格”的浓烈社会氛围。所以也就有了中华文化是所谓“耻感文化”的说法。今天,要让人们普遍确立禁忌这一底线生存观念,就必须重新营造把触犯禁忌视作最令人羞耻的恶行的社会舆论氛围,使人们从不敢违禁走向忌讳违禁,真正做到“知耻且格”。中国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人们居住分散且信息闭塞,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社会都能够通过各种途径营造让每一个人切忌触犯禁忌的舆论氛围,那么,在充分开放且信息技术和现代媒体高度发达的今日中国,营造犯忌羞耻的有效舆论环境应是不难的事情。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意识到营造这种舆论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如果我们着眼于扞卫人类生命安全,就没有理由不去做好这件事情。

  第四,用法律和道德促进禁忌观念的形成。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重建禁忌观念必须借助法律的强制力量。一方面,要把那些事关社会秩序稳定和事关人民生命安全的禁忌法律化,通过法律使人们对什么是禁忌有明确的概念;另一方面,也要运用法律强有力地惩罚那些胆敢违犯禁忌的行为,使人们不敢抱侥幸心理违犯禁忌。禁忌是道德规范体系中的底线戒律,因此也要充分发挥道德在重建禁忌观念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道德的禁忌范围通常比法律宽,因而首先要明确什么是道德所禁,并将违禁言行作为道德上的邪恶加以谴责。道德还要通过道德教育、社会舆论、道德修养等途径促进人们对犯禁言行感到羞耻和犯罪的耻感和罪感的形成,使人们不愿去违反禁忌。最后,道德还要引导人们不断完善道德人格,提高人生境界,在禁忌方面达到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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