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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剖析人工智能问题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19-12-11

  摘    要: 作为信息时代的“新景观”,人工智能使“人是机器”的时代隐喻翻转过来而成了“机器是人”。究其本质,人工智能是以大数据为“原料”,以复杂计算为“运行方式”,以模仿人的智能为“特征”,以智能系统为“根基”,以达到求解问题答案之目的的“技术人工物”。在人工智能的现实应用中,技术和资本的“共谋”造成了“权力化”“工具化”和“异化”等负面效应。应当善用人工智能,使其在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精神境界的提升方面充分地展现其应有的潜力,从而为达至“自由王国”而不断努力。

  关键词: 人工智能; 信息时代; 数据; 资本; 政治经济学批判;

  “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P.602)按照唯物史观的逻辑,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方式的革新,继而改变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和塑造着人类文明形态。自20世纪40年代第一台通用计算机ENIAC诞生,人类逐渐探寻着通达信息(智能)文明的道路。

  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开启,人类社会逐步从“1G时代”迈向“XG时代”(目前我们正迎来“5G时代”)。在信息时代里,一种以模拟、延伸人的智能的“新景观”——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得以问世。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无时无刻不受到人工智能的影响,移动支付、刷脸识别和电子监控等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随着大数据和云计算造就的“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人们的衣食住行等都被卷入其中,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革命”。如果说马克思生活在一个“庞大的商品堆积”[2](P.47)的时代,那么,“在现代生产条件盛行的社会里,整个生活本身就展现为景观(spectacles)的庞大堆聚”[3](P.1),这种“景观”就是人工智能。“现实于景观中迸发,景观即现实。”[3](P.8)可以说,在人类发展史上,“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资本家的社会”[1](P.602),而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产生的是“信息(智能)社会”。因此,人类文明也相继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迈向信息(智能)文明。

  信息时代赋予我们一个新课题,即妥善处理好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而要处理好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就要对人工智能有一个整体性的认知,要在对人工智能的本质和逻辑、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远虑和近忧等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之后,再对其进行综合而理性的评判。纵观人类思想史,马克思对资本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恰能为我们剖析信息时代的人工智能问题提供思路与方法。

  一、人工智能的“时代隐喻”:“机器是人”

  在AlphaGo以超人的运算能力完败李世石和柯洁后,人们便开始反思、感叹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的冲击。在沙特阿拉伯授予香港汉森机器人公司生产的类人机器Sophia以公民身份后,人们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了: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升级”和“进化”,具有与人类同等的智力、具有法律和道德认可的合法身份、能够独立表达情感意志的仿真机器人仿佛已成为可能。这就牵涉到了人工智能的核心问题——“生命能不能通过科学的、对象性的、逻辑的、形式化的方法制造出来”[4]。我们暂且对这一问题不谈,仅就类人机器Sophia公民身份的获得这一事件来看,拉·梅特里所预言的“人是机器”到了信息时代就翻转成了“机器是人”。
 

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剖析人工智能问题
 

  作为18世纪法国唯物哲学家的代表,拉·梅特里继承并发扬了笛卡尔物理学的机械唯物主义,并以这一理论为武器反对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拉·梅特里用力学观点确证了“广延”和“运动力”是物质的两大根本属性,并用机械运动论阐释了物质的运动。在他看来,不论是人的肌体的运动,还是人的心灵的运动,都是机械的运动。“每一个肢体,都按照它的不同的需要,在它本身里面包括着一些活泼程度不同的机括”[5](P.56),而“一切生命的、动物的、自然的和机械的运动,都是这些机括的作用所造成的”[5](P.56)。在拉·梅特里看来,人和动物一样,都只是一架机器而已。不同的是,人比动物复杂,人是一架复杂而又“聪明的机器”[5](P.52),二者之间并无根本属性上的差别。换言之,“因为即使唯有人才分享自然的法则,难道人因此便不是一架机器么?比最完善的动物再多几个齿轮,再多几条弹簧,脑子和心脏的距离成比例地更接近一些,因此所接受的血液更充足一些,于是那个理性就产生了”[5](P.52)。当然,这种对人和自然的机械唯物主义诠释的弊病毋庸多言。

  “人是机器”的论断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和另类的书写。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掀开了“人是机器”的神秘面纱。通过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资本论》第1卷第四篇)的考察,马克思从“经济学家”的视角阐释了“科学要素”和“技术要素”在大工业时期的有机结合问题。这一结合的结果就是现代机器的普及运用。随着生产的推进,“各个独立的机器”生产逐步发展为“真正的机器体系”[2](P.436)。在大工业中,“代替单个机器的是一个庞大的机械怪物,它的躯体充满了整座整座的厂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庞大肢体庄重而有节奏的运动掩盖着,然后在它的无数真正工作器官的疯狂的旋转中迸发出来”[2](P.438)。这样的机器生产体系的建立使得“人身材料”不得不与“机器”合并。雇佣工人在大工业生产中退化成了机器的一个“零部件”,原本“终生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的手工业工人现在变成了“终生服侍一台局部机器”的“机器工人”,工人也作为“活的附属物”而被并入到了“死机构”之中。[2](P.486)这种状况的出现是资本膨胀自身、增殖自我的逻辑使然。为了达到从“G—G”的流通中获得更多、更大的“增殖额”(△G)的目的,机器可谓功不可没。在这种为了“增殖额”而进行的生产中,人被并入到机器生产体系之中而成了机器的“傀儡”和“附件”。“人是机器”不再是一种神化和口号,而成了现实。

  在人工智能迅速渗透的信息时代里,“人是机器”的状况并未消匿,“机器是人”这一新的时代“隐喻”也并非不可能。人工智能可以简单地被理解为一种人工系统的当代表达形式,是人的智能的凝结和显现,是人的智能机器。简单地说,人工智能就是人的智能的“模写”和“投影”。可见,人工智能是人类在对象化活动过程中的产物,是在认识和改造我们身处的世界过程之中的结晶。人工智能明显带有人的印痕,是“人化”之物。然而,冰冷的机器、系统、数据怎能与人等量齐观?在类似Sophia之类的机器人未获得“公民身份”之前,人们为了更好地表达这种全新的类人机器而将其命名为“机器人”。此时,很少有人关注和反思这种特殊的“人”在何种意义上能称之为人,它的本质依旧是“人工物”,外在形态依旧是“物”。然而,在Sophia获得“公民身份”并公开在各种场合与人进行深度交流时,在Sophia能够理解人类语言、进行记忆存储并宣称自己在今后要“做很多事情,比如上学、创作艺术、经商、拥有自己的房子和家庭”时,在“微软小冰”以“诗人”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在智能翻译、智能播报和智能撰稿等案例成为常态时,问题随之而来:这种拥有人的技能的类人机器仍然仅仅只是机器人吗?机器人是否具有主体资格?随着技术的完备和机器的升级,人工智能由“专用人工智能”到“通用人工智能”,再到“强人工智能”和“超级人工智能”[6]的“进化”,使“在思路上把试图再现大脑的符号主义、试图构造大脑的联结主义和试图进化出大脑的行为主义有机整合起来,构成一个立体的和完整的大脑”[7]成为可能。同时,有感于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信息时代的日新月异,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否认一种自主超级人工智能(artificial super intelligence)诞生的可能性,这种人工智能“拥有自主意识和自由意志,拥有远远超过人的智力,也就是一种在存在级别上高于人的新智能存在”[8]。可以断定,当这一天到来时,类人机器就是人了,就是“超人”了。当然,这里的人只是在“形式”上与现实人齐观的人,在“质料”上还是与现实人有着重大差异的。

  二、人工智能的“时代叙事”:“数据为本”和“系统为王”

  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叙事方式,“基督教叙事”(通过圣子耶稣道成肉身达到对原罪的救赎)、“启蒙叙事”(通过合理利用理性、教育和平均主义摆脱愚昧无知、偏见和受奴役状态)、“思辨叙事”(通过具体性的辩证法实现普世精神)和“资本主义叙事”(通过技术—工业进步实现解放)[9](P.47)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四种叙事方式。到了信息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叙事是以“数据”为核心和以“系统”为根本的铺陈方式。从本质上讲,人工智能的核心是信息,信息的关键在于数据。人工智能是通过对人的智能的模仿而对统计数据进行深层剖析的一种数据编程。由此,信息时代的叙事方式通过三个方面展现出来。

  (一)仿真模拟

  有别于人之智能,人工智能仍然只是一种“技术人工物”而已。从技术史的角度看,人工智能以人的智能为参照标准,始于对人的智能的仿真性的模拟,通过不断地调适和改进而达到“高仿”的人的智能。然而,这种模拟只是一种功能层面的仿造和技术层面的模拟,以达到延伸人的智能为目的。达到与人的智能平齐的水准是这种模拟的最高要求,具有近似人类的情感、意志和心理,能够恪守人类的法律、道德和伦理,能够践行人类的思想和理论等。因此,我们所见识到的仿真机器人和智能程序至多只能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从第一代遥控操作的机器人到第二代程序管控的机器人,再到第三代的智能机器人,虽然它们愈发智能、愈发与人无限接近(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人),但始终只是一种对人的智能的“高仿品”。同时,人工智能在学习和深度交流的过程中也会模拟现实场景。通过与现实场景的交互,运用强大的运算能力测算出相关事件的概率和功效,继而作出最优选择,然而,这样的现实场景模拟不过是一种无限接近真实场景的“虚构”而已。

  (二)计算思维

  人工智能贯彻的是一种计算思维,将通过技术手段而搜集到的大量数据置于一定的运算规则之下进行统计分析,继而得出相应的结果。人是受限的存在物,人在体力、脑力、视域、思维各方面都受限,因此,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前我们无法在较短的时间内处理海量的信息并得出正确的结论。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兴起,人可以借用这些“智能装备”轻松地完成相关的数据测算和数据处理。身处网络世界,我们的网页浏览记录、微信和支付宝的支付账单、运动的定位轨迹、软件的聊天记录等都会以海量数据的形式反馈给相关领域的智能机器,继而透露出我们的“动向”。比如,人们在购物后就会收到相关的广告推送和内容推介,这实际上就是人工智能通过数据演算后作出的推送结果。可见,作为计算机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人工智能是一种以“数据”为“运行原料”,以“计算”为“研究方法”和“运作方式”,以“统计分析”为本质特征的“计算思维”。简而言之,“人工智能的本质是计算”,这里的“计算”不同于算术题中的“‘算术’计算”的,而是“研究‘问题求解’”。[10]

  (三)系统为王

  大数据、新算法和计算能力被视为人工智能的“三大支柱”,这些“支柱”的立足点是“系统”。离开系统的人工智能只能是空中楼阁;离开系统的大数据和云计算只能是思辨玄想。回顾人工智能的发展史,它的每一次更新和突破,系统理论与设计都为其提供了持久的“推动力”,“从PC时代的操作系统与虚拟内存技术,到互联网时代的搜索引擎与分布式系统理论,再到大数据中的云计算系统与虚拟机技术,以及如今人工智能时代的大规模学习平台、异构硬件和高性能并行处理等”[11],无不印证了上述观点。虽然技术更新快速、外部场景变化万千、机器载体换代频繁,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变化之中系统要解决的本质问题始终不变”,即“首先让任务可以运行;其次是追求速度、效率、可靠性、稳定性、可扩展性等;最后达到系统的自动运行,无需更多人为干预。”[11]在“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时代,三者结合的“系统”就是该时代的操持者和“实际上的统治者”。[8]在技术足够强大、足够智能时,整个机构的运行秩序都交由系统来指挥,这样的“高技术系统”也能够为每个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全部服务。可见,系统是人工智能中的“普照之光”和“阿基米德点”,决定着人工智能的走向和信息时代中人们的存在方式。

  信息时代有着自身独特的敞显方式:在网络空间中以大数据为“原料”,以复杂计算为“运行方式”,以模仿人的智能为“特征”,以智能系统为“根基”,以达到求解问题答案之目的。简而言之,人工智能是一种以“数据为本”和“系统为王”的“拟人化的操作程式”和“技术人工物”。

  三、人工智能的“强力批判”:技术与资本的“共谋”

  当今世界,资本和技术是推动社会进程的两股重要力量,资本以增殖自身为目的,技术以提升效率和加快节奏为特点。在当前的社会经济生产生活中,资本仍然是主导一切的“总纲”,资本增殖自身的逻辑仍然是社会活动的主导逻辑。作为“技术人工物”的人工智能既非“自然的恩赐”,亦非“上帝的垂怜”,而是“历史的馈赠”。在生产力大发展时期,信息技术逐渐完善,人工智能应运而生。当然,人工智能的产生也是满足社会生产发展之需要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2](P.688)进一步讲,人工智能这种“技术人工物”的诞生是为了满足资本谋利的需要。实际上,人工智能并不能逃出资本的掌控,而是必须要服从于资本及其逻辑。

  随着资本不断地膨胀,资本之光普照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资本侵蚀也在不断加剧。在此过程中,技术渗透也会加剧,人工智能对世界的影响力也会加强。总之,在当前世界范围内,资本与技术(人工智能)二者“共谋”,共同影响,甚至改变着世界。

  (一)人工智能加剧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并逐渐转化为一种特殊的“权力”

  方便、快捷是人工智能的一大特点,也是人工智能深得人们青睐的重要原因。随着人工智能的愈发智能化,很多事情不再需要人亲力亲为,人们将诸多的“体力活”和“脑力活”统统交由人工智能处理。时下的扫地机器人、搬运机器人、全自动电话机器人、迎宾机器人、早教机器人和自动化新闻写作机器人等的问世,都是人工智能代替“人”劳作和思考的实例。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2](P.487)的情形,长此以往,便会造成“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2](P.487)的局面,这已被身处大工业时代的马克思所确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资料、劳动者和劳动对象都无法逃出资本的“魔掌”。遵循资本增殖的逻辑,机器体系(包括人工智能机器)在劳动过程中作为“资本”与工人相对立不断地吮吸着工人的“血与汗”,榨取着工人的剩余价值。在采用科学管理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工厂中,这些智能性因素和实体性因素共同服从于企业利润,共同演变为一种谋利的经济权力。这也印证了马克思对机器大工业的论断,即“由于劳动资料转化为自动机,它就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一道构成了‘主人’的权力”[2](P.487)。

  (二)人工智能催生了技术的进步,却也造成了技术理性的工具化

  人工智能需要高精尖的技术支撑,其在推动技术进步方面的功用不必多言,需要说明的是,人工智能还使得整个生产系统和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合理。合理化(或合理性)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最重要表征,一方面人的行事方式越发地合理化,另一方面整个社会也按照理性化和可控化的要求进行着规整。因此,霍克海默才称“时至今日,理性不仅成为一种商业工具,还起着找寻通达目标的工具以适应时代之需要的作用”[13](P.Ⅶ)。在信息时代,技术的完善和进步造就了一个被人工智能充斥的世界,人们对人工智能的分析能力和运算能力越发依赖。这就使人们严格遵照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来调适自我的价值取向与具体行为。更明确地讲,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工智能这一技术的运用只是获得相对剩余价值的重要方式,技术进步与资本剥削同步。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和升级,人、机器、生产资料等都被迅速地卷入现代化的生产过程之中,原有的技术合理性逐渐转化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在此情形下,人们行为的专业化程度得以提高,计量化的水平也得到升级,人们行事的动机、过程和效果均按照一套既定的、严格的标准“照搬套用”。如此,人的情感的丰富性会逐渐消逝,生产生活的多彩性也会消褪。“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策划好了的和正在策划着的统治。”[14](PP.39~40)这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治”,它“甚至可以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并且可以使合法性的力量得到发展”[14](P.63)。

  (三)人工智能充分发挥了“造物”的潜能和效率,同时也造成了人的异化处境

  与机器体系一样,人工智能使“科学要素”与“技术要素”更快捷、更有效地融合,它不仅在“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上引起革命”[2](P.377),还在根本上使“资本关系的形式上的中介”[2](P.455)发生革命。马克思口中的“机械怪物”到了现代社会就成了人工智能机器,“它的躯体充满了整座整座的厂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庞大肢体庄重而有节奏的运动掩盖着,然后在它的无数真正工作器官的疯狂的旋转中迸发出来”[2](P.438)。在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移动互联、万物互联的状况下,人工智能成为了引领新的生产力革命的关键技术。在人工智能的引领下,生产效率、生产范围、生产能力和产品效果等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人工制造”的一些缺陷和不足在“智能制造”的过程中得到改观,一些“人工”无法完成的活动和无法达到的领域也可借助“智能”来完成和达到。总之,人工智能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使“物的世界”迅速增殖,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人的世界”的贬值,物质世界愈发丰富,人的世界却逐渐陷落、沦空。一方面,大众被人工智能所“殖民”,人开始向技术沉沦。随着“技治”的升级和人工智能的逐渐普及,这一技术开始了它的殖民过程。当下社会并未摆脱马克思早年所判定的“异化”情形,人工智能是人所创造出的一种“技术人工物”,本应造福于人、回馈于民。然而,在现实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人工智能的生产所代表的只是一种新的剥削方式,人工智能的多数产品依旧还是被资本家无偿攫取。不仅如此,人工智能还潜移默化地“软化”人的思维并使人对其痴迷。随着各种APP的开发和运营,人们逐渐被这些程序所“捆绑”而不自知。电子游戏、抖音、快手、微信和微博等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们以智能性、便捷性和有效性的特点吸引着大批的“用户”,并使这些“用户”产生迷恋,人开始跪拜在技术面前。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愚民”,使人陷于无家可归的境地。人工智能不仅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剥离开来,还将思维和计算(统计运算)剥离开来,虽然这能够极大地解放人类自身,却也会造成新的问题。例如,现今广为流行的“X分钟读完一本名着”和 “ X分钟带你了解一段历史”等短视频的出现实际上推崇的是一种“快餐”消费,是一种碎片化和零散化的浅阅读和浅思考。再如,“出门靠导航”和“无导航不识归途”的出行模式使人们不再运用大脑进行空间建模和推理,不再在日常生活中进行记忆锻炼。种种现象无不表明,人工智能在给人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人开始丧失反思的能力,长此以往,人工智能必然会使得人的思维能力退缩、思维空间萎靡。一言以蔽之,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和人生的存在方式都会在人工智能时代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种“新事物”,人工智能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和人们生产生活愿景的。作为一种“技术人工物”,人工智能是一种无善恶之别的存在。这里所说的人工智能的“权力化”“工具化”和“异化”的负面效应都是在“技术”与“资本”二者“共谋”的基础上讨论的。更确切地说,对人工智能的“强力批判”实则是对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的“强力批判”。马克思在讨论“机器和大工业”时准确地对“工人使用机器”和“机器使用工人”两种情形进行了区分,并对工人“反对机器”而“不是反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2](P.508)的错误做法进行了纠偏。马克思的观点很明确,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是诸多社会经济问题得以产生的根源。同样地,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是当下社会问题的始源,也是技术与资本“共谋”的实质。

  四、人工智能的“历史趋向”:“自由王国”的通达之途

  我们对人工智能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要探明人工智能的“历史趋向”问题。无论人工智能如何发展,其始终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必须要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相契合,否则就会被淘汰。因此,我们可以判定:人工智能的“历史趋向”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相一致,它的诞生、发展和完善是为人类摆脱“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15](P.107)社会阶段的限制,继而使人朝着“自由人联合体”迈进。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认了“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16](P.928);“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16](P.929)。简单地说,人工智能的发展道路就应该只是通往“必然王国”彼岸的。

  (一)在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层面,人工智能大有可为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断言:人类迈入工业时代,蒸汽革命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大很多。这样的表述稍加修改也适用于信息时代,即人工智能的普及和推广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增长着,信息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也会大于之前一切时代生产力的总和。从信息高速公路开启至今,我们能够感受到世界的变化速度在加快,变化的周期在缩短,变化的频率在提高。总体而言,人工智能在创造和积累物质财富的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为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加快创新三个方面。随着人工智能的智能化程度提高,信息的获取成本、资源的匹配成本和交换贸易的成本都得到了大大的降低。同时,人们生产生活的专业化、精细化程度也得到了提升,进而提升了生产的效率和效能。当然,最为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的推广也使“创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工智能创新了生产空间——生产不再仅仅局限于“实在界”,“虚拟界”的数据统计和运算也成为了现实;人工智能创新了生产要素——数据成为一种全新的、关键性的生产要素加入到生产中;人工智能改变了生产方式——传统的主体、客体和中介之间的交互模式也为智能和机器之间的交互所替代;人工智能还改造了传统的产业结构和产业模式;等等。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17》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全球信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1.5%,到了2000年便提升至3.4%。据OECD数据显示,近年来,世界近半数国家的信息产业领域研发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到了20%,韩国、芬兰等国甚至超过40%。就我国来说,国务院在2017年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该通知提出了“三步走”战略,力争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的核心产业规模要达到1万亿元。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未来的“自由王国”是一个物质极度丰腴的社会,人们不会苦于物质匮乏。而人工智能在创造物质财富和丰富物质世界方面的潜力已经得到凸显,随着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在这方面势必会做得更好。

  (二)在精神境界的锻造和提升层面,人工智能潜力无限

  未来的“自由王国”是一个人得以“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国”。正是由于不再为物质担忧,人们的才能会得到充分地发展而可以胜任一切工作,各个行业之间的界限也会被打破。“任何人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P.537)目前看来,人工智能在缩短工作日、打破分工界域和提升思想境界等方面有着无限的潜力。首先,人工智能的应用直接使“工作日”大大缩短。原本被束缚在流水线上的工人在智能机器的参与下得以“松绑”;原本耗时耗力的工作在智能机器的参与中变得轻巧。人工智能应用到生产中,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从而使人们的自由时间得到延长。人们可以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才能、自由地培养自己的兴趣。其次,人工智能的普及起到了“消灭旧式分工”的作用。旧式分工是与私有制相等的“表达式”,其确证了私人劳动的历史生成并烙有私有财产的印记。这样的分工不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受剥削和受压迫的状况。未来的“理想国”是扬弃私有制的“积极表现”,也是要彻底消灭这种分工的。虽然人工智能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们的就业和分工造成了挑战,但也着实改变了旧有的分工格局和模式。简而言之,人工智能的应用起到了优化产业结构和改变分工格局的作用,使其朝着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创造、更有利于人的自由的方向发展。最后,人工智能的妥善利用也会大大地提升人们的思想境界。在未来的“理想国”中,人们可以“各取所需”,可以凭借自己的兴趣选取自己想从事的行业,可以在各部门之间切换工作。总之,一切都是自由的。然而,这也会导致一个问题出现:在自由选择劳动的社会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劳动的意愿。如果有部分人不劳作,那该如何是好?这主要依靠人们的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的提升,即恪守心中的“道德律”。人工智能的善用不仅可以使人从旧的分工中松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缚,而且可以使人获得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升思想道德素质、陶冶高尚的情操、培育广泛的兴趣。如此,人们便会自由而自觉地从事相关行业的工作,为社会的存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信息时代,我们应当积极改变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方式,善用人工智能,为“自由王国”的达至添砖加瓦。虽然“自由王国”之途道阻且长,但未来可期。

  小结

  人工智能是使数据变得更有价值、大数据变得更为精准有效的技术手段[17],人工智能已经渗入到我们的生产生活当中,并内化为我们生产生活的一部分。有感于人工智能强大的“魔力”,乐观论调有之,悲观论调亦有之。对人工智能的出现,我们究竟是“报喜”还是“报忧”?人工智能所彰显出的问题究竟是“近虑”还是“远忧”?人工智能所导向的社会发展之路究竟是“乌托邦之路”还是“奴役之路”?这些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直面这些问题,借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方法,唯物、辩证且历史地对人工智能进行全面省察,就会使这些问题不再是困扰我们的难题,即“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2](P.107)。一方面,人工智能作为一个社会历史的存在物兼具积极效应和消极影响,我们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对其作辩证审视。另一方面,虽然人工智能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人,但它依然是“人造物”,我们要有足够的自信对待人工智能。摆正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清晰地界定二者的位置、划清二者的界限是展开科学研讨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重要的研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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