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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列宁的贡献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20-05-09

  摘    要: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首先,列宁发展了商品生产理论和向资本主义转变的理论,特别强调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初矛盾是生产者的独立性与社会劳动分工之间的矛盾,并指出正是这种矛盾造成了生产者的分化,形成了雇佣工人阶级和资本所有者阶级。其次,列宁阐明了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他指出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阶段是市场向晚期资本主义转变的必然阶段。最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特别是对垄断和金融资本特征的揭示在当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列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市场; 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

  在近几十年间,列宁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作出的贡献一直未得到充分肯定。然而,以下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例外,如俄罗斯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发表的文章和着作,尤其是用英文撰写的《列宁·重新启动》一书,此外还有列宁主义政党代表人物的一些篇幅较短的文章——这些内容几乎就是全部了。中国和越南也属于这种例外,但遗憾的是,本文作者不懂这两国语言,因此这些研究成果很少被参考。但总而言之,列宁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列宁青年时代完成的第一本着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后来研究资本主义起源的经典着作。该书致力于研究俄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问题,指出当时俄国社会十分落后——经济上有着浓厚的封建残余,陈旧的社会结构中还渗透着农奴制和阶级不平等的痕迹,君主专制、政治独裁、文化落后,只有1%的人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超过80%的人甚至不能读写算。列宁这项研究旨在说明,即使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其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没有背离《资本论》所阐明的基本原理。现在有很多人武断地认为,卡尔·马克思撰写的《资本论》只是对西方社会现实的阐发。的确不能否认,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完全是与《资本论》一致的,这一点列宁在自己青年时代的早期着作中就已经考虑到了(尽管还不够充分)。但最主要的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马克思所指明的社会发展普遍规律基础之上的。这种发展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理解和运用,而揭露和剖析资本主义的具体斗争实践经验又使这些理论和方法得到巩固。这些斗争经验丝毫不逊色于统计学的分析(顺便说一句,在撰写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着作之前,列宁曾认真研读过这些统计资料,对黑格尔的着作也有过细致研究)。所有这些都使得列宁有可能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作出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概括,虽然这些理论概括至今仍不为世界各国和俄罗斯的许多左翼理论家所知,甚至还被大多数熟悉列宁的学者所批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列宁的贡献
 

  一、商品生产理论

  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而正是在这其中蕴含着作为理论家和政治家的列宁所得出的那些关涉俄国命运的重要结论,以及为什么会得出这些结论的关键点。在本文中,我将仅选择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来加以论述。

  第一,商品生产是历史的具体的生产关系体系,这一生产关系体系从历史和逻辑两个方面都有其起点和终点。由此不仅可以得出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必然消亡的结论,而且还会得出一系列其他重要推论。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真正历史发展源于小商品生产。商品不仅是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普遍的和最简单的形式,而且是资本历史起源的源头抽象。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有这样的论述,而列宁则将这些论述变成了建立在丰富素材基础上的雄辩结论。这个结论虽然是年轻的研究者——列宁在19世纪末做出来的,但在当代俄罗斯与之前完全不同的社会状况下,在对最新实施的一些经济政策进行分析时又能够重新得到验证。这个结论揭示出商品生产无时无刻不在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而在其内部孕育资本主义的那种社会(可以是封建社会,也可以是萌芽的社会主义制度)状况可能与资本主义的产生相对立,一旦这种对立减弱,商品生产就会在一端创造出资本,另一端则内生出雇佣劳动。

  当然,这个结论从根本上来说是在继续提出马克思所提出的问题,并且这个结论主要是从《资本论》中得到的。但是,我还要再强调的是,列宁提出了另一个侧重点,正是这一点一直以来受到许多(也许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的激烈批评,即资本起源的逻辑从根本上反映了资本真实的历史。因此,商品生产关系就是一种生产关系体系,资本主义的产生即源于此,这种生产关系体系过去存在、现在存在,今后还将继续存在于现实之中。

  第二,作为资本主义起点的商品生产是商品生产的社会经济关系系统。商品生产理论的两方面内容都强调商品经济是社会关系,而不是社会中立的协调和核算费用的经济机制,同时也都强调商品生产,而不是其交换形式(市场)。虽然这些内容是非常重要的,但如今却很少被强调。它们就像列宁在商品生产理论领域的所有基本观点一样潜在地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得到体现,但列宁通过对丰富的实际材料的分析使之得到进一步展开和充分揭示。

  在得出关于商品关系和小商品生产主体的社会性质的基本结论后,列宁才能对小资产阶级的性质进行分析,才能弄清楚,小资产阶级并不是抽象的社会中立的“中产阶级”,并不能保障制度稳定,它本质上具有双重性。双重性的特点源于其内部矛盾:一方面,小资产阶级本身既是劳动者,又是潜在的雇佣工人,所以在阶级斗争中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盟友;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们在客观上努力追求财富,并转变为资产阶级,因此可能成为资本的盟友。

  上述关于商品经济性质原理第二部分,即对生产的强调,对如何阐释这种生产关系系统的本质,作出了清晰的回答。列宁将其概括为各个生产者独立性与社会劳动分工的矛盾。

  我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和他之前的着作中,详细充分地揭示了作为价值与使用价值矛盾基础的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之间的矛盾。此外,他发现只有私人劳动的产品才能成为商品,在价值形态的章节中,他指出了隐藏在生产关系的物质性存在——商品——背后的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对立性,这一点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的普遍特征是忽视(大多数还继续忽视)列宁在商品生产理论领域的着作。

  同时,列宁对这一理论的贡献还在于他指出了商品生产的深层原理,商品生产各个方面相互作用的历史和逻辑辩证法,以及由此产生的大量的问题和后果。

  生产者的独立性是劳动的私人性质的基础,而劳动的社会分工是劳动的社会性质的基础,这几乎是最主要的内容, 也是最基本的理论。但是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这个理论基础必将消失,对它的否定是必然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探讨对资本主义制度界限的超越。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列宁认为,商品生产关系系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最初的起点。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列宁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的论述上比马克思更深入一步,那就是关于发展资本自我否定基础的问题。这不仅包括生产的发展、资本积聚和集中程度的提高,而且还包括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这两者都是资本的产物,是对资本自身前提性基础的否定。列宁在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法,以及关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的相关着作中,全面地分析了社会化范畴。列宁指出,社会化不应归结为生产的集中化和专业化,而应包括深化社会劳动分工和消除生产者独立性的各方面内容的总和。社会化不仅使相互依赖性增强,而且促进由于技术和/或经济条件而必然要进行的合作等,社会化不仅影响了生产过程本身,而且影响生产过程的参与者及其相互关系。

  在一定阶段,生产社会化在量上的增长产生了质的飞跃(仍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内),即对商品生产的前提基础和商品生产独立性的颠覆。列宁正是以这种方式在理论上定义资本主义新阶段的起点,即帝国主义的起点。正是这一起点标志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衰落”阶段的本质特征。而正是资本主义推动的社会化进程导致了这个结果(下面我们还会阐述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尽管我在列宁的着作中没有直接看到,但是从他对商品生产的分析中能够显而易见地得出的结论,即对劳动价值论的辩证解读。目前,在西方,对劳动价值论的非辩证解释占主导地位。拥趸们建立了各种价值计算模型,并几乎将其作为主要的“转化问题”进行分析(成本与生产价格之间的关系问题或所谓的《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的矛盾问题)。现在看来,只有在后苏联、中国,可能也包括日本,有一些《资本论》权威专家们能够对劳动价值论进行真实辩证的阐释。与此同时,认为价值是历史的、具体的范畴,而不是某种财富的普遍形式的观点,决定了将价值的实质理解为抽象劳动,理解为只适用于商品生产的、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劳动,也就是处于既有劳动社会分工和劳动交换,又有各自独立的生产者的客观条件下的劳动,而不只是“笼统的劳动”。因此,根本不可能以工作小时数,或别的什么来计算价值,因为能够量化的只有各种各样的价格。

  我认为,这是对《资本论》1的正确理解,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补充和完善,使这一论点得到进一步证明。

  我要再次强调,列宁关于商品生产性质的这些论点(在上面我只是简单介绍了)现在仍鲜为人知或被忽视。2偶尔提到几次,也是遭到批驳(有几次是本人与俄罗斯和西方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辩论)。这些观点极少有人认可,而引用的次数也是个位数。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市场”只是历史上特定商品生产关系系统的一种形式,其客观基础是各个生产者的独立性和劳动的社会分工。因此, 当这种生产关系形式在一定条件下(因时因地而论)属于进步的,就能够也应该在那种条件下(那时那地)存在并得到发展。而当这种生产关系形式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已经阻碍进步了,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它就可以也必须消亡。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不承认这一点(是否主动或被动地不承认在此情况下已无关紧要)都让左翼理论家付出不小的代价。

  因此,我不仅要对当前的政治经济学家进行批评,还要发展列宁关于商品生产的理论。列宁商品生产理论是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和社会化发展的时代相适应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列宁没有超越马克思,甚至在某些方面他“没有达到”马克思的水平,也许仅仅是因为在他当时所处的具体情况下这些问题并不是最紧迫的。这个问题涉及在“普遍劳动”发展的条件下商品生产的命运问题,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在生产文化现象的创造性活动(这种表达不一定最准确,却容易被接受,如知识、信息)条件下商品生产的命运问题。列宁和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亲眼见证这一领域的进步,但是马克思在他的手稿中预见了它们的发展。列宁却并不知道有这些手稿,他本人也没有从事这个问题的研究。然而,这里使用列宁的方法却可以使我们得出许多非常重要的结论。我只指出一点:普遍(创造性)劳动既否定了生产者的独立性(劳动的私人性质),也否定了其社会化(劳动分工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这种劳动从产生以来,天生就一直是独特个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是非社会化的),同时又是普遍的,因与世界所有文化遗产和文化主体的直接合作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不可能是,也确实不是独立的)。但是在本文中我不会具体阐述这一问题。

  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和逻辑的辩证法

  本小节将相对较简短。并不是因为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不值得详细分析,而是因为这一贡献相对比较着名(首先是在我国)。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浪潮中,对这一贡献的需求显得尤为迫切。

  大多数学者都将列宁在分析资本主义发展方面的贡献完全归功于其早期论述俄国的着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毫无疑问,这是列宁主义最有意义的着作之一,也许是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着作(除了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着作),但绝不是唯一。除此之外,列宁有很多关于俄国农业问题的着作,也有关于美国和德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美国和普鲁士的方式)和关于苏联向新经济政策过渡背景下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文章,还有很多其他的研究成果也应当予以关注。

  但是,在本文中我只关注一个几乎算是最精炼的理论方面,即列宁对资本主义发展中历史和逻辑的辩证法问题的阐述。这里有许多重要的、微妙的,在我看来,还是非常精致的理论细节问题。下面只就其中一些最有代表性的进行论述。

  我先谈历史和逻辑的辩证法问题本身,这曾是1960—1970年间苏联马克思主义激烈争辩的中心议题之一。一方是瓦尔德·瓦西里耶维奇·伊里因科夫3、黑辛·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阿列克谢·伊戈列维奇·尤德金等着名学者和刚开始从事科研工作的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科尔加诺夫以及本文的作者,另一方是维克多·阿列克谢维奇·瓦兹林 、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特罗涅夫、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什克里多夫以及其他学者,双方的争论在今天看来几乎是纯理论式的(争论的一些观点在所发表的英文文献资料中有所反映)。

  争论的出发点实质上是回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究竟研究的是什么?是已经存在的资本主义经典结构,还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进程(当然,无需考虑进程中偶然的曲折) 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如果它们在要点上重合的话) 把这个问题稍微换个说法,还可以重新表述如下 :一套已经存在的完整的逻辑,特别是相应地体现古典资本主义关系结构的马克思《资本论》范畴体系,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进程?

  尽管这些争论看起来只是纯理论的,但是目前不仅在我国,在西方也有一些研究人员(如克里斯托弗·阿瑟等)提出了这些问题。然而,在这些抽象的理论性问题背后隐藏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系统的产生和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的辩证关系中的规律性问题。伊里因科夫和黑辛的回答非常明确,也不可避免地再现了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观的基本原理——《资本论》的逻辑不仅反映了发达的完整的资本主义结构,还反映了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必经阶段。这些阶段包括:第一,一切商品关系的起源:从产品交换(就像大家今天所说的易货)到商品货币关系体系(《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从商品的抽象和价值形式到货币)。第二,在此基础上, 形成资本原始形式和资本原始积累。历史上这个过程伴随着晚期封建形式的广泛使用,比如,直接和间接暴力等。(《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资本的总公式及其矛盾分析)。第三,资本在与劳动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不断扩张,从通过工作日的绝对延长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到生产力的进步,这表现为从手工劳动和简单协作到作坊和工厂,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到实际上的从属(《资本论》第一卷第三至五篇)。第四,在相应物质基础上的资本再生产(在工业社会中,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下资本积累的规律(《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

  列宁至少两次用确凿的数据和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这一历史逻辑。第一次是在19世纪末,他揭示了俄国资本主义兴起的道路。这是一条从产品交换到货币经济的道路,不仅农民,还有地主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货币经济中。商品货币关系内部规律(回顾一下列宁对商品关系矛盾特点的描述!)导致生产者之间的分化日益加剧,形成了半无产阶级(“穷人”)和原始资产阶级(“富农”),同时使一部分贵族破产,另一部分被“资产阶级化”。欧洲资本主义道路走过的主要必经阶段在俄国重新上演了,俄国对家庭手工业农民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式的剥削转变为手工作坊式(包括分散性的作坊),再转变为工厂式,俄国资本主义就沿着这样一条道路进一步发展,这正是符合《资本论》的逻辑的。

  第二次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逻辑再次出现。列宁与目前的市场社会主义者不同,他没有也不能有任何空想:由于我们正在恢复商品货币经济,因此在城市和乡村都有产生资本主义的趋势。苏联确实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重要的是,在列宁和他的继承者看来,这些资本主义历史逻辑发展中合乎规律的阶段,不能成为对历史的辩护,而是区分历史过程中的规律性和偶然性的重要标准。只有这样的方法才能科学地并令人信服地区分什么是客观的、不可避免要发生的,即无论付出任何生命代价,迟早会发生的;而什么只是波动和曲折,是对历史主流“红线”的偏离。偏离是在某些具体状况和客观影响下发生的,因此可以也应反对偏离,并与之作斗争。

  上述列宁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历史和逻辑的辩证法对于其后的政治决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列宁看到并证明了,在俄国发展的恰恰是资本主义。他是对的,因为资本主义始于商品生产,不仅包括工业结构,还包括前工业结构。他的证明过程也是对的,即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速度与欧洲17—18世纪的发展相比显得异常之快。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已经胜利并达到了发达状态。但与此同时,列宁还看到了资本主义产生的所有最深刻的现实矛盾,看到了其历史特征,尤其是看到了俄国资本主义的曲折和反复。

  再看一下俄国,资本主义产生在一个传统上具有强大绝对君主专制的国家,资产阶级薄弱,贵族和平民知识分子传统上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而农民具有革命造反传统。这种传统绝非偶然,而是由持续到19世纪下半叶的农奴制和对广大人民的巨大压迫所不断引发的。所有这些因素都在20世纪初孕育了与以往非常不同的政治力量格局。在这种资本主义发展滞后的条件下,资产阶级革命早已错过最好的发展时机,资产阶级已经不能成为其基本主体。基本主体只能是在资本主义压迫下无条件与农民联盟的、革命的雇佣工人阶级,因为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工农阶级的根本利益从来没有得到过实现。

  这一切都是历史性的起伏,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正因为如此,对这一发展逻辑的理解使列宁对如何摆脱这种曲折的矛盾和困境,如何矫正祖国历史演进的曲折轨道有了明确认识。列宁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之后又对此加以确证。

  一是对资产阶级革命动力和道路进行的思考,特别是对俄国资产阶级改革的改良主义道路进行了非常准确的预测。他预见到资产阶级的特点必将导致其背叛,甚至会背叛自己的根本利益。资产阶级还会屈服于君主和贵族,并给绝大多数工人阶级造成极其严重的经济、政治(保全君主专制)和意识形态(精神领域的完全控制)上的后果。的确如此,1905年革命的失败首先引起了血腥恐怖,这一恐怖随后伴之以效率低下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模式及其官僚腐败的上层领导,鲜明地表现为拉斯普京现象。这个体系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必然矛盾。

  二是列宁关于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概念论述,他强调逻辑的合规律的因素和历史进程的曲折性,这些理论在转向新经济政策时发挥了作用。列宁完全清楚资产阶级的任务尚未完成,也很清楚如果不具备以下条件就无法走向社会主义:(1)经历工业化阶段,建立一个生产效率比资本主义高,劳动组织至少不低于福特公司,组织秩序基本等同普鲁士铁路等的经济体系;(2)带领农民阶级进行商品生产,在经济方面向农民证明我们可以不通过阶级分层、富农贫农的对立,而是通过自愿合作道路来解决资产阶级现代化的任务;(3)解决文化革命的任务等。

  三、列宁的垄断资本主义理论

  目前被大部分业界人士认可的列宁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主要归结于他早期的着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我更想说的是,列宁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发现都体现在他关于帝国主义的着作中,而且不只是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其作者谦虚地称其为“受欢迎的小册子”),还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以及1915—1917年的一系列其他着作中。但是经济学理论家“看不到”这些发现。这有一个外在原因,就是列宁直接声明无意撰写基础性理论着作,并指出自己只是发展了前辈们(希法亭、霍布森、卢森堡)的理论成果,再加上列宁文风简洁、政论性强以及结论也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导致当代学院派学者拒绝承认这些着作所具有的基础理论意义。

  但是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代的理论家缺乏理论方法工具,不能发现列宁的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重大成果。政治经济学理论家,如果没有掌握理论方法工具,就会像自然科学家研究宇宙时没有望远镜一样绝望。我们现在的情况正是如此:一个研究人员,如果没有掌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法工具,就不可能充分认识列宁的那些成就。 列宁究竟发现的是什么呢?

  (一)列宁的第一个发现:20世纪的资本主义进入到了帝国主义时代是资本主义制度自我否定和发展的特殊阶段

  首先,列宁的基本结论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垂死的阶段。这里有几项重大的理论和方法论创新。首先,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中存在若干阶段的观点。其次,这些阶段分别是产生阶段、“古典阶段”和“垂死阶段”4。

  列宁应用上述理论,但并未特别在方法论上予以强调和定义,也未专门去论证过。然而,在他的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着作中,已经非常明确地贯穿着这种生产方式(小商品生产)的产生阶段、“古典阶段”和“垂死阶段”(帝国主义)的思想。这是一个假设,但可以将其总结为一种辩证规律,即每种社会制度至少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产生阶段(与旧制度的残留矛盾对立的新制度)、“古典阶段”和“垂死阶段”(在体系的核心中诞生了新因素)。

  再次重申,列宁并没有把这个结论作为方法论的规律性明确写出。但是,他为了证明这个结论,分析了以下内容:(1)俄国和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小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萌芽(最简单形式的“市场”);(2)带有资本主义“胎记”的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起源;(3)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

  而现在要谈最有争议的问题。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普遍的特征,在绝大多数同时代人眼中只是一个政论性的尖锐结论,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腐朽和垂死的阶段。但是,列宁还总结出一个截然相反的特征——帝国主义的某些方面也具有相对进步性。而且,这种进步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指生产力和具体制度等方面的进步(新的福特劳动管理法或“普鲁士铁路管理法”等);另一方面指垄断资本本身的进步,体现为能够创造“部分计划性”因素。

  垂死阶段是制度的自我否定,这个问题同样重要。列宁正是这样描述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引入了“社会主义”新制度的因素(这是他所说的“托拉斯计划性”)。

  列宁还指出了这种自我否定的辩证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所利用的新因素是对原有体系的否定,但也正是通过这种否定,才使这一体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因为如果不引入这种不属于原有体系,而属于未来的因素,这个体系就无法进一步发展。然而一旦超越一定的限度,这种自我否定也会引爆原有体系,为革命奠定基础。列宁就是这样描述帝国主义辩证关系的。由资本驱动的生产社会化(也包括列宁和社会化进程参与者的新思想)要求在经济中引入计划性(即后资本主义的新制度的)因素,这产生了垄断、金融资本、“工人贵族”等巩固资本主义的因素,但同时也为消除资本主义创造了更多的先决条件(指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关系)。

  因此,这个垂死阶段在历史意义上就成为资本主义消亡、退化的阶段,但它也包含了无可争辩的进步因素,特别是列宁曾多次强调的生产社会化的增长,金融资本为“国内统一会计”、统一核算和统一监督创造先决条件,这些都成为社会主义的起点。

  同时,我还要补充一点,这种自我否定在历史上可能会沿着两条路径进行,而从一条路径“跨越”到另一条路径相对比较容易。

  20世纪初几乎全世界推行的都是其中一种反动的路径。也就是殖民主义、世界大战、寄生主义和政治反动的路径(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是即使在今天都尽量想遗忘的帝国主义发展的极端形式)。尤为甚者,当时社会民主党和民主知识分子也支持第一条反动路径,表决支持军事贷款,这激起了列宁的强烈愤慨。法西斯主义是这条路线的延续,顺便提及,“民主”国家竭尽全力支持法西斯主义,从而使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西班牙的佛朗哥、德国的希特勒等有机会上台,而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几乎不战而降,接受纳粹主义,服从希特勒。他们的“精英”认为法西斯主义是抵制20世纪初席卷全球的“红色威胁”的最好工具。但是后来实际上资本主义自我否定又有了另一种相对进步的路径——社会改良主义。这一路径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许多欧洲国家中取得了胜利,但这一路径的胜利(这是最现实的历史辩证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列宁在苏联采取的许多革命性战略因素的影响(我们又回到了这个着名的观点,即不迈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就不可能取得世界社会改革的胜利)。

  因此,我要说,将20世纪和21世纪资本主义演变的整个辩证法仅仅归结到列宁的关于帝国主义是一个反动阶段的论点上是不够的。但是经验也表明,这条相对进步的社会改良主义路径是不稳定的,是否具有活力取决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不断地与资本和自由市场进行斗争,在多大程度上通过限制资本,为改善社会状况,为权力和财富分配向受剥削阶层倾斜而斗争。

  (二)列宁的第二个发现:垄断资本主义的出发点是破坏商品生产

  列宁在资本主义最新阶段特征的论述中所揭示的基本原理,是发现和解开后古典资本主义所有后续理论问题的最为重要的钥匙。这就是关于一旦生产社会化达到形成垄断资本的程度,就会使得商品生产也遭到破坏的原理。这里重点强调几点:

  首先,与几乎所有的前辈不同,列宁提出了严格的逻辑历史标准,从而有可能证明,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单单是资本主义在某些方面发生变化而产生的一些新特征,而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遗传基因的改变。这种改变表明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界限和衰落的开始,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原初关系的破坏。

  我要解释的是,列宁在有关帝国主义的着作中,从掌握的数据开始,总结了几十年来西欧和美国经济体系的发展实践,指出生产社会化有巨大增长。同时,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列宁与自己的大部分前辈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不同,他绝不把生产社会化这个范畴归结为资本和生产集中的增长(注意!列宁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他作出了区分,并揭示了这种区别的重要性),也不归结于专业化的发展和经济单位合作的进步。对他来说,社会化首先是指社会劳动分工所达到的新的水平,是对各个生产者独立性的辩证的否定,这两者的表现主要在于生产与经济联系的集中化、专业化、合作化以及相互依赖和一体化的增加。

  在此基础上,他总结出的(不只是假设,哪怕是统计做得再好的假设)最重要的观点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遗传基础及其“细胞”,也就是社会分工体系里生产者的独立性和作为商品基础的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将随着资本主义商品体系的自我发展而被否定。列宁的结论是,商品生产仍然占统治地位,但已经受到破坏,这是商品生产的矛盾所具有的最严格的特征,它阐明了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遗传基础。从方法层面上,这个阶段应该能够被严格定义为——这是资本主义体系开始自我否定但是尚未完成的社会经济时空。

  其次,作为“黑格尔主义者”的列宁,从资本主义新阶段遗传性的原初矛盾开始建立辩证的结构,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则从实践分析和对重要统计资料的总结中得出了鲜活的政治经济内容,并将之补充到这个结构中,垄断资本的特征成为这些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垄断资本不是指股份公司、大型公司、高度集中的资本(这是大多数现代着作中公司的特征),而是能够调控局部或区域性的市场,通过有意识的自我调节来排斥竞争,从而破坏竞争。这是帝国主义时代新资本的真正“秘密”,这个秘密后来又被古典制度主义(其中包括约翰·加尔布雷斯,他揭示了,公司部门其实是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计划性的子系统,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性的子系统)和当今广告和品牌的研究者(如娜奥米·克莱恩等)所重新“发现”。

  再回到列宁关于垄断资本问题的研究成果上来,他的研究成果还包含有许多其他的创新点和重要的观点。我只想指出其中一点,即关于垄断资本形式历史逻辑发展的特点。列宁的这一部分思想直到今天还是不受重视。然而,这部分思想却包含了如何理解我们今天所谓的“公司资本”的内涵和可能演变途径的关键,但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第三,在列宁的着作中,阐明的正是计划性生产组织的要素是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制度的萌芽因素。不仅在大公司内部具有这种要素——这一点在列宁之前和之后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市场上还存在大型资本与竞争对手的相互作用中体现出的计划性要素,这是突破独立性、自发性和竞争性的要素,是发挥主动调控和直接的、事先合作的发展要素,是垄断资本带来的新事物。这样,它把方向也引导到新制度(共产主义)的起点,即计划性。

  (三)列宁的第三个发现:帝国主义的制度性特征和金融资本的问题

  苏联时期几乎所有学生都知道帝国主义的特征。但是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官方的社会理论在俄罗斯已是过去时,相应地,对帝国主义特征的分析在当前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消失。其中原因有很多:从普遍拒绝接受列宁的思想遗产到晚期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和寄生的观点似乎与新的现实情况不相符合等。在与“现实的社会主义”的竞争中似乎获胜的帝国主义制度看上去并不像列宁所揭示的那样。

  然而,早在2007年,我在本文提到的《列宁·重新启动》一书中就有一篇约翰·拉比克的文章,该文十分赞同列宁提出的着名的帝国主义特征论,并将此作为20世纪资本主义的最为真实的写照。而世界经济危机为人们重新关注列宁思想遗产提供了新的时代依据。

  我们将不急于阐述全部内容,而首先从这里开始说明,即列宁对帝国主义特征的系统描述,以及这些特征不是假设,而是从帝国主义的遗传基因中——垄断的特征是对商品生产的破坏——得出的结论。列宁的这种推论总是与事实紧密相连,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并形成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为方法论基础的理论结构。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科学成果。

  现在,我们从方法理论层面转向当前的现实问题。近几十年是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经济领域,首先是在金融领域的进一步去社会化和去调控化。这也是近20年来晚期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占统治地位情况下的鲜明特征。这几十年社会发展的倒退,使金融资本的统治(以一种新形式)重新复活,并极大地增加了它的寄生性。“金融泡沫”具有寄生性,金融全球化是这种寄生性的加速器,这两者是金融危机时代的特征。这在所有专业经济书刊中都被提及(提醒诸位,全球金融资产在危机前的十年内至少已经达到了全球生产总值的12倍)。列宁差不多100年前就称此为金融资本寄生性的增殖,而之前所述无非是这种寄生性以新面目出现的新的特征而已。当今时代已经且还在为这种寄生性不断提供新的证据,这能着重解释寄生性经济部门的问题,我称这种寄生性的经济部门为扭曲的经济部门。5这个部门不断创造虚拟财富和虚拟金融资产,使商品拟象成为“品牌”经济的主要价值。大众媒体是文化机体上的寄生虫,不受约束的军工集团是又一个特别危险的寄生虫,直接反映出当代资本的侵略性本质。

  很遗憾,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世界正在回归到列宁所描述的帝国主义的特征上,而且使之变为现实。这里有一个悖论:在这种情况下,列宁的思想遗产的再现实化,正是列宁的共产主义发展道路经历短暂失败的结果。

  按照列宁的论述,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出现100年之后,世界本应与其中所描述的完全不同。这个世界是变得不一样了,列宁描写的帝国主义特征不那么明显了,对于列宁主义者来讲这本来是件好事(正统派列宁主义者过去不理解,现在也不理解),因为这意味着世界正朝着正确的进步的方向前进。遗憾的是,在最近的几十年中,人类发展的长河却倒流了,因此,(再说一遍,非常遗憾)列宁阐述的帝国主义特征以更加险恶的形式重新复活了。

  这也涉及了帝国主义的另一特性——反动性和侵略性。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世界再次孕育着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出现新的原初帝国的威胁是金融资本统治和寄生性“复兴”(当然是以新形式)的必然结果。

  (四)列宁的第四个发现:“中心”与“外围”的矛盾

  关于世界资本主义矛盾的观点在21世纪特别是在全球化以及出现逆全球化思潮的背景下变得尤为具有现实意义。然而,对当代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矛盾的研究即使在左翼理论家圈子里一般也只限于沃勒斯坦、阿明、普雷比什和其他一些所谓研究 “中心”和“外围”问题的学者。我当然不想贬低这些人着作的重要性,但我要指出,他们完全低估了列宁在这一领域的贡献。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原因之一就是列宁缺乏对该问题全面、完整的描述,还有列宁没有提出新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但是,在列宁针对各种问题进行研究的所有着作中——从对帝国主义本身的研究到围绕民族问题甚至是苏联国家民族政策的实际解决方案的辩论——提出过相应的问题,也提出过相应的解决方案。

  在这里,我想大致简略地(可能并不恰当)概括列宁最重要的发现,就是对整个资本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阶段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矛盾的原理的研究。我要强调的是,你在列宁那里找不到阐述这些问题的文字。上面所述是我对列宁提出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和解决方案(覆盖范围很大)所进行的归纳总结。当然也可以归纳出别的提法,但实质是不变的,即垄断资本主义最终成为世界性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矛盾也势必成为世界范围的矛盾,我们就是应如此来看待垄断资本主义及其矛盾。

  我们可以得出简短的结论:列宁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并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以上仅列举了列宁的部分观点,但就这些也足以看出列宁是伟大的思想家。

  注释

  1 关于这一点请详见我与А.И.科尔加诺夫共同撰写的《全球资本论》一书。
  2(1)Обоснование этого тезиса дано в книге автора этого текста и А.И.Колганова 《Глобальный капитал》 (М.,2018,в 2-х томах).
  3(2)Так,в одной из немногих западных книг последнего время посвященных ленинскому наследию 《Ленин.Перезагрузка》 (Lenin Reloaded) эти проблемы не упоминаются вообще.
  4(3)Ильенков Э.В.Диалектика абстрактного и конкретного в 《Капитале》 Маркса.М.,2016.
  5(4)当然,列宁的这些观点并不是从零开始的。在恩格斯后来的着作,以及霍布森、希法亭、考茨基、卢森堡的着作中都包含了得出这一结论的许多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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